控制权转移、民营化与财务报告质量: 相关研究评述与启示(1)

摘要: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国有资本的战略性退出,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在数量和比例上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大量国有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如何评价控制权转移后财务报告质量变化,以及如何提高中国企业民营化趋势中财务报告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国内外关于所有权转移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与评述,并提出了在此领域后续研究应当关注的问题,以期对我国研究民营化对财务报告质量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控制权转移民营化财务报告质量评述启示

一、控制权转移对财务报告质量影响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关注控制权转移改变了公司治理结构,进而引起市场反应(MarketReflect)(如Eckbo,1983;JarrelandPoulsen,***;Schwert,1996;JensenandRuback,1983;LoughranandVijh,1997等)和经营业绩(OperatingPerformance)的变化(如Kaplan,***;Healy,PalepuandRuback,1992;LinnandSwitzer,2001;Ghosh,2001;DenisandKruse,2000)。专门研究控制权转移而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的文献不多,且大部分其中在控制权转移过程中的盈余管理方面(Toeh,etal.,1998;Rangan,1998;EricksonandWang,1999;Louis,2004;KimandPark,2005)。因为,盈余质量是公司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内容,因而是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标志(王永海,2006)。发达市场的研究表明,私有企业间的发生所有权转移时会影响盈余管理的结果。Perry和Williams(1994)考察了当发生管理层收购(MBO)之前会有向下的盈余管理,认为这一问题的产生是因为MBO时的代理矛盾。股东需要高的股价,而高的股价会增加管理人员的成本。Perry和Williams(1994)发现,负的盈余管理不仅导致股价下滑,而且也会减少管理层潜在的诉讼压力。作者通过对1981~1988年175个MBO样本考察,这些发生MBO的公司财务报告超额收益率显著低于同业行相同时期的匹配样本。发现这些差异在MBO交易发生前没有。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即便发生MBO的公司有持续向下的经营业绩也不能减少向下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

Erickson和Wang(1999)研究了发生股权转让的财务报告的变化。交换的股份依赖于公司的交易前的股价表现,股价越高,所需要交换的股份越少。这样购入公司为了公司发展的远景而刻意提高股票价格,减少原股权被稀释,这一过程通过财务报告变化得以实现。Erickson和Wang(1999)认为,收购者会在发生股权转让之前操纵向上的盈余管理。作者对比一个由55个数据组成的协议转让的样本与一个要约收购的样本,样本证据支持了协议转让公告前公司会有提高盈余管理的行为。Louis(2004)对控制权转移对财务报告的影响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检验了在控制权转移过程中发生了的财务报告的变化市场的反应。发现有证据表明,收购公司在交易公告前三个月有夸大收益而操纵盈余的行为。认为虽然控制权转移改变了财务报告的内容,但市场不会对控制权转移立刻做出反应,对这种财务报告上的盈余变化反应要经历很长的时间。Louis的证据表明,收购公司转移前超额收益率与长期转移后股票业绩显著负相关。Louis因此得出结论,控制权转移后的公司业绩差的现象说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控制权转移前高估了企业的收益。Perroti和Thadden(2002、2003)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影响信息的收集成本来影响公司的公共可用信息。

控制权转移后,在战略竞争的状况下,透明度导致差别更大的利润产出。由于低透明度更少的向竞争者透露其竞争能力状况,当竞争地位微弱的时候,低透明度可以保护公司,因此债权人偏好低透明度,股东则相反。当公司给予更少的信息经营时,其对竞争者产出的预期值可能过高也可能过低。这种行为刺激竞争者更加积极的经营,对强大的公司不力,却可以更好的保护弱小的公司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对弱小公司有利。因此,如果透明度更低,预期的利润会更低,但差异变小。管理者自然的偏好更少的信息传播,不会获得更高的利润,却面临更高的风险。在战略竞争条件下,由于风险转移的矛盾,透明度对负债和权益的影响不同。

国内的研究多关注控制权转移公司绩效的变化,但大多并未说明这种变化是否与财务报告之间有相关关系。姚长辉,严欢(2004)用1995~1999年所有行业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公司样本进行考察,横向比较样本公司与对比公司后认为,关联交易操纵利润和财务报表的粉饰,可能是造成并购后绩效变化不显著的原因之一。这些研究主要检验了当控制权在私有企业之间发生转移前后存在着明显盈余管理,从而导致财务报告质量的变化。由此得出结论,财务报告的变化证明了在公司特殊事件发生之前企业进行了盈余管理,并反映在财务报告中。发达市场的证据表明,当公司的所有权在两个公司间转移时,通过对财务报告项目的盈余管理会使购入者获得较低的交易成本。对于发生控制权转移公司整体样本的情况如此,那么拓展这条研究主线,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即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又是什么状况。

二、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对财务报告质量影响的研究

Shivakumar(2000)指出,因为信息不对称,外部人很难相信管理层没有操纵行为,这是一个经验问题,国有企业当局是否或是如何在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中操纵盈余。而且理性预期理论表明,当其利用会计数字进行盈余管理时对交易的双方都有利。Boubakri和Cosset(1998)检验了21个发展中国家的79个国有企业完全或部分发生私有化的公司,发现西方国家,公司业绩的每一个衡量指标(如销售回报,雇员人数,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通过政府整顿,发生了显著的提高。Boubakri和Cosset(1998)推测经营业绩的提高可能是盈余操纵的结果。但没有更进一步说明即将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是怎样管理盈余的,也没有说明政府为什么会有动机在一开始就管理盈余。Frydman等(1999)检验了中欧的三个向私有化转型经济,即捷克、匈牙利和波兰。认为在大量私有化的公司平均的基础上评价私有化可能掩饰了不同类型所有者的差异。Frydman等还发现私有化的效率对于曾经用过的绩效衡量指标很敏感,尤其是私有化不会减少经营成本。这些文章精炼了挑选出来的以前的文献,区分了群体特性和公司特性的混合影响。

近年来研究关注于政府放弃少部分的股权给私人,这样“部分私有化”所造成的影响。部分私有化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区分源自政府的效率干扰,或提高监督的效率的私有化对业绩产生的变化。Gupta(2004)将印度的部分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与对照组———未实行私有化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对比后发现,印度的国有企业的私人所有权与利润率、生产率和投资率等这些业绩的指标正相关,并将这种关系归结部分私用化提高了管理效率和监督的结果。Bortolotti和Faccio(2005)检验了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中的141个部分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发现保留了较高的政府所有权的私有化国有企业账面对市场的比率值,比那些规模相当的完全私有化的上市公司的要高。可以这样认为,市场估计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而不用担心有太多的政府干预。Gupta(2004)考察了股票发行前的可能出现的弄虚作假行为与发行后的公司业绩的关系,认为如果这些造假行为可行的话,至少不必关注部分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会出现这种行为,因为公司可能更严格的服从于财务报告规定。对于私有化后能够改善财务报告质量,研究给出了不一的解释,能够一致的是私人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利益,当自己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时会寻求“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的权利来改变现状。这种来自私人更为直接、积极的监管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如股价的提升和公司利润的增加(如BrousandKini1994;OplerandSokobin,1997)。然而,这种结果的出现是因为监管了公司的业绩所致,还是监管了产生这种业绩的报告所致,至少有两个原因说明私有者更有动机去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一是财务报告是公司的重要的信息,私人投资者利用这种信息来进行投资决策。这种判断有人进行了研究,研究盈余披露的市场反应(Potter,1992;El-Gazzar,1998)。如果私人投资者不利用盈余信息,而仅仅利用非财务信息,那么说明要么盈余信息没有价值相关性,要么说明价格也已经反映了这种信息。然而,因为经济证据证明了盈余披露的市场反映,私人投资者不可能仅利用非财力信息进行投资。因此,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利于融资的需要。二是私有化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不仅能利用财务信息,而且还能比国家作为控制人更为全面透彻的分析财务报告以便更好的做出决策。El-Gazzar(1998)认为,私人投资者有动机去寻求非公开信息,因为其需要进行审慎的投资使财富最大化。私人投资者会与管理层讨论公司的目标和经营(Useem1996),这样能够近距离得到更有价值的信息,避免了国家作为控制人时造成的主体缺位导致的信息模糊。

三、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对财务报告质量影响的研究

我国所有权转移尤其是国有企业民营化对财务报告质量影响,与研究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有明显的不同,其中之一是要考虑制度背景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建立初衷是为国有企业增资减债、解决资金短缺和经营效率低下问题找寻出路。因此,我国的上市公司主要是由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后上市而来。由于上市公司资产的主体来自原有的国有企业,在股权上也必然是以国有股为主体(包括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国家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大股东,并由此形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鲜明的制度背景特征。在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接管市场是企业的外部治理手段(Manne,1965),接管者发现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无效率或通过收购后整合能获益,即使原控股股东不同意,接管者也可以避开现有的第一大股东直接在二级市场收集足够股份,实现控制权的转移,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我国由于非流通股比例非常高,接管者很难在二级市场收集足够股份实现控制权转移,因此发达国家式的敌意接管在我国几乎不可能发生。二级市场收购目前仅限于全流通股的上市公司,如果接管者要收购非流通股占多数的上市公司,只能通过与原大股东协商,签署协议受让其股份,这就是我国控制权转移最主要(占60%以上的比例)的方式———协议转让。由于政府保持了大量的非流通股,因此国有股减持效果非常有限。Boubakri和Cosset(1998),Sun和Tong(2003)检验了公司业绩的每一个指标来衡量民营化的效率,研究发现,在国有股转让的大背景下,国有股减持的所带来的改善非常有限。作者将行业限制、保留的股权、外资控股和民营化时间作为控制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的程度与国有企业上市后的财务报告所反映的业绩负相关。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比国家机构或是其他级机构负责的国有企业还要差。Sun和Tong(2003)没有清楚的给出发生控制权转移前的盈余管理的合适的解释,但是认为民营化后原始数据或是经市场调整以后数据所显示的股票回报呈“U”型,这表明上市的国有企业可有向上的盈余管理。

Wang等(2004)用1994年-2000年国有企业公开上市的样本重新检验了我国国有股减持的影响。与Sun和Tong(2003)的结论截然不同,认为IPO后的几年上市的国有企业会计报表上的业绩显著下降,上市之前的财务包袱导致了上市以后的会计业绩的下滑。为了检验国有企业IPO前是否有盈余管理的现象,作者考察了国有企业IPO前后应收项目的变化。发现应收项目的相关变化可以部分解释上市后会计业绩的下降原因。然而,这种解释还是有问题,因为这种应收项目的变化可能是以前的盈余操纵,也可能是所有权转让后的业务拓展。对比美国的情况,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主要是从改变政府规定入手来寻求盈余管理的机会。由于国有股股份流动性限制和微弱的股权或期权激励,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不能从高股价中直接获取收益,因此缺乏动机去操纵盈余。然而当会计数字有利于政府的需要,盈余管理就显得吸引人了,因为管理者为了政治利益或谋求向上晋升。Aharonyetal.(2000)研究了1992年-1995年发生国有股减持,将国有股转让给外国投资者的83家国有企业,得出了这一结论。因为,进入我国市场的需求很大,政府选择业绩好的国有企业上市。IPO的重要的条件是连续两年的财务报表是盈利的。基于公司是否属于受政府保护的行业,作者将这83个发生国有股减持的企业分成两组,Aharony等发现,非保护性行业的国有企业通常服从于严格的利润达标要求,而受保护的国有企业在申请的过程中因为有政府的参与往往有好的优惠政策。这项研究表明,在发行股票后的一段时间后,没有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绩ROA上比那些受保护的企业有明显的下滑。这种会计信息前后的变化说明没有受政府扶持的企业为了上市需要,可能进行了盈余管理。Aharony所讨论的IPO的公司是部分民营化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在公司所有权上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政府依然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相反,我们研究关注政府放弃控制权而变为民营的过程,这种私有化的过程引发不同的盈余目标,从而引起财务报告质量的变化。

四、未来研究的启示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关于控制权转移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实证研究相关的文献不多,尤其是针对我国市场特殊情况的民营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的研究还尚属起步阶段。这些文献大多集中在盈余管理质量上,尽管这些研究取得了一些证据,并试图找到控制权转移和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整体上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很多发现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还应注意的是,盈余管理质量研究是财务会计信息研究的基本内容,但并不是唯一内容,还应包括公司的资产管理、资本结构管理和现金流量管理等方面的内容(王永海,2006)。因此,如何从这财务报告质量的各个方面来衡量控制权转移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还须进一步研究。从文献上看,正确的评价控制权转移对财务报告信息影响的途径大致来讲有两种重要的方法,一种是检测样本公司在控制权变更前后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变化,或是以发生控制权变更的公司为样本组,未发生控制权变更的公司为对照组,对比公司的某些特性,这类方法统称为会计研究法。另一种是事件研究法,利用控制权变更后财务报表的信息披露对公司股价的影响,从而衡量财务报告质量变化。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弱,股价难以迅速、真实反映财务报表的信息含量,根据市场反应解释财务报告质量会有一定的偏差。因此,国外的研究有采用事件研究法,而国内的研究则普遍采用会计研究法。明显的缺陷是会计研究法中国内外的经验研究尝试了很多检验会计信息质量的变量。但这些变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未能形成统一、缜密的体系。有的变量同时用来检验多个财务报告质量特征,变量交叉使用的情况比较严重(魏明海,2005)。为此,需要对这些变量加以归类,并分析其特点和适用性。描述所有权转移、民营化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关系的变量选择,无疑是研究的难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