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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济学方面论文范文素材,与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的变迁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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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型.二、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发展于第二次法经济学运动：20世纪40年代-2006年
第一场法经济学运动在二战后影响力和势头的衰落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以及保守主义倾向的劳动立法的执行为信号的,如《塔夫脱一哈特莱法》对于国家劳动关系法的修正.虽然第二场法经济学运动的繁荣期是20世纪最后30年,但是结合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的发展特点以及法经济学运动的自身孕育过程,我们将本阶段的60年划分为两个小阶段,以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1973）为分界点,将前期（20世纪40年代-1972年）称为过渡期,后期（1973年-2006年）称为发展期.在整个第二阶段,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获得了巨大的进展.
（一）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过渡期（20世纪40年代-1972年）
这里的“过渡”意味着从第一场法经济学运动向第二场法经济学运动的过渡,作为法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即便不是核心,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的发展也深受其上级学科发展轨迹的影响.过渡期正好反映了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重心转移的过程,制度经济学派在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少,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逐渐在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这个年代,第二场法经济学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劳动与雇佣法作为当时背景下的敏感话题之一,也在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垄断和反垄断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作为该热点问题在劳动领域的衍生,工会及其立法的命运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斗争和学派的争论而跌宕起伏.从19世纪开始,工会被看做是阻碍贸易发展的非法组织而处处受到限制.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冲击和第一场法经济学运动的努力下,《国家劳动关系法案》的出台颠覆了传统法律理念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宗旨,造成了政治界以及学术界的巨大争论.不论争论如何,该法案的即时效应非常明显,国家对工会力量的扶持导致了工会会员增加,劳资斗争频发,动乱不定的劳资冲突在工会力量激增中再度影响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塔夫脱一哈特莱法》1947年通过,对工会滥用权力的行为作了纠正和限制.另外随着工会会员的增加,工会力量的增强,工会领导人的权力也随之增强,工会与其成员的关系问题随着工会的壮大渐渐暴露出来,工会领导人出现了诸如盗用财物、与雇主订立不利于工会会员利益的“黑心合同”（sweatheartcontracts）等违法行为.在各方的敦促下,1959年国会颁布《兰德鲁姆一格里芬法》,对工会民主性问题进行了规范.
在学术领域,20世纪40年代,经济学本身也经历着变革,出现了“新古典综合”,法与经济学融合的趋势在芝加哥大学日渐明显,众多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为芝加哥学派的形成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同时也推动着劳动和雇佣法经济分析的发展.对于工会,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几乎一致持反对意见.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和罗斯·弗里德曼（RoseFriedman）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明确提出,“在政府政策的范围内,第一个和最迫切需要的是消除那些直接支持不论是企业还是劳工垄断的措施,并且对企业和工会以同样的态度执行法律.两者均应从属于反托拉斯法,两者在关于破坏财产和干涉私人活动方面应该在法律上同样对待.”除了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之外,哈罗德·威廉·赫特（W.H.Hutt）、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eh-lup）、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等学者均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将工会视为一种垄断力量,破坏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会成员工资的提高是以非工会成员的损失和企业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最终导致社会效率的降低以及就业率的下降.
另一方面,与新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针锋相对的制度经济学派从来没有停止过努力,针对反对意见,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者认为,集体谈判可以带来管理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工会的存在可以防止雇员被任意解雇,可以传达工人的呼声,继而提高生产率.如德里克·博科（DerekC.Bok）和约翰·邓洛普（JohnT.Dunlop）在其著作《劳工与美国社区》中批判了当时社会对工会的狭隘见解和缺乏根据的反对,指出工会和政府的有效合作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如提高工人技能,进而减少失业.但是无论制度经济学派如何努力,在20世纪40-60年代的争论中,反对的观点依然占据着大多数.工会的垄断工资效应是反对者常用的理论武器,他们不仅获得了政策上的成功,还获得了大多数公众的认可,工会会员人数持续下降.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发现,该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劳动法领域,即工会立法和集体谈判领域,但是《公平劳动标准法》的实施也引起了一些学者对雇佣法的研究.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除了反对工会之外,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对公平就业立法（反就业歧视立法）的问题也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们指出,“这种立法显然要引起对人与人之间自愿订立契约的个人自由的干预”,进而影响效率和效益,并毫不客气地指出,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利益的少数人是“目光极端短浅的”.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乔治·斯蒂格勒（GeeStigler）对最低工资立法进行了分析,在其文章《最低工资立法的经济分析》中考察了最低工资立法对资源配置、就业水平、家庭收入和贫困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的负面效应远大于其正面效应,少部分人获益是建立在大部分人损失的基础上的,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降低.由此可见,不论是对劳动法的经济分析,还是对雇佣法的经济分析,反对的观点占据着主流.在过渡时期,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随着学者对社会热点的关注而获得了程度不一的发展,新古典经济学派以及新制度经济学派在该时期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着绝对优势.随着科斯、阿尔钦、卡拉布雷西把法律的经济分析带入法律的核心领域——财产法和侵权法,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的上级学科——法经济学走向成熟,芝加哥学派声名鹊起.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为经济分析的一般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也为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好了铺垫.
(二)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发展期（1973-2006）
在伊詹恩·麦卡伊（EjanMackaay）的叙述之中,波斯纳1973年《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出版是法经济学开始成熟的三个标志性事件之一.而这本书的出版在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发展历史中无疑也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因为《法律的经济分析》的第11章《雇佣关系的管制》单独对劳动与雇佣法问题进行了经济分析,这预示着经济学帝国主义开始正式入侵劳动与雇佣法领域,也预示着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的学科名称正在逐渐形成.因此,本小节将以1973年为起点,描述20世纪后30年以及21世纪初期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的发展.在该阶段,第二场法经济学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分支,将传统的价格理论扩展运用于解释和评估各类非市场性的体系和行为,如家庭、生育和犯罪等,也推动着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在这样一场被霍文坎普称为“第二场伟大的法经济学运动”的思潮中,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持续扩大,放松管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大量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致力于探讨劳动力市场的“非管制性”（dere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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