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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类论文例文,与电影《九品芝麻官》中蕴含的刑事诉讼法律问题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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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抚平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心灵创伤,并使其受犯罪带来的财产损失得到赔偿；就被追诉人而言,通过证据,既可以避免其被无辜冤枉,也可以防止国家专门机关对其滥用权力.总而言之,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是举足轻重的.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证据有合法性的特征.其基本含义是,证据必须由法定的诉讼主体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其表现形式也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证据收集不合法就有被排除的可能,但也非绝对的.我国刑诉法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⑤从立法上看,对于以欺骗方式取得的证据是要被排除的,但是实际上并不一定都排除.电影《九品芝麻官》中就有一个这样的片段,常威（被告人）被控犯了强奸罪,包龙星（知县）抱来了被害人的孩子要求常威以滴血认亲的方式证明那不是自己的孩子,也以此来证明自己被没有强奸被害人,但是实际上包龙星命人在碗里滴进了常威自己孩子的血,血液相容了,常威慌乱之中说出了实情：以他强奸罪行的时间计算,不可能这么快就生出孩子.这一强有力的口供直接成为了宣判的依据,常威也因此被包龙星当场斩首.作为电影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假设的情节,且不论滴血认亲这一方式是毫无科学依据的,笔者想探讨的是包龙星使用了欺骗的方法得到了被害人的口供这一行为是否可取?
在实践中,为了有效查明案件,有时需采用法律所禁止的欺骗手段进行询问.但是欺骗方法有与生俱来的危险性,一旦被滥用,不仅不能促使案件被侦破,还可能导致无辜的公民蒙冤,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也会大打折扣.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实践中的操作对待欺骗手段取得的证据的态度并不一致,而且完全禁止对侦破案件保护公民权益也是不利的,但如果完全允许了欺骗方法的存在,就可能会侵害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这两种极端的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创设合理可行的法律来规范欺骗手段的应用.
国外在对以欺骗方法取得供述的证据能力问题上的规定或许值得我们思考.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判例中,欺骗方法得到了认可."在美国最高法院在1969年对FrazerV.Cupp的裁决中含蓄地承认,审讯方法实质上包括哄骗在内,并且认可了这种方法,从而维持了定罪.该案的定罪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供述为基础的.该供述实际上是通过哄骗手段得到的.警察在讯问中哄骗嫌疑人说：有一名同案犯已经交代了.最高法院在维持定罪的裁决中称：警察的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不足以造成对这个自愿供述的否认.这类案件的决定必须基于对'全部情况'的考虑."⑥日本则采用"相对排除理论",即规定了禁止采用胁迫的手段进行讯问,但是对欺骗的方法并没有规定.从他们的司法实践来看,除非是使用了导致犯罪嫌疑人虚假自白的诡计,则一般是被允许的.⑦
我们应当正确评价刑事审讯中的欺骗方法.适度的欺骗手段是进行侦查的必要手段,不仅有国外立法的先例,还有国内政策的支持的.某种意义上说,适度的欺骗也是审讯谋略的运用.适度地使用欺骗的审讯方法已经被很多国家在刑事审讯采用.美国著名的法理学家波斯纳说："法律并不绝对地防止以欺骗手段获得口供；在审讯中是允许一定的小诡计的.特别是夸大警察已获得的、对嫌疑人不利的其他证据,让嫌疑人觉得招供不会失去什么的预先战术设计,都是许可的."⑧龙宗智教授认为："欺骗因素在刑事司法（主要是刑事侦查）活动中的法律许容性,从根本上讲是由与犯罪作斗争的行为性质、实际需要以及社会道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所决定的.既然一定限度的欺骗具有实践必要性及法律容许性,我国刑诉法第43条（新刑诉法第50条）关于禁止以欺骗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显属不妥,因为它违背了侦讯活动的规律."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众多的理论和实践都认为欺骗方法是可以在法律框架内被运用地适当的,那么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应该是为其创设合理可行的法律.
虽然我们认为,欺骗方法是可能在法律框架内合理使用的,但是对有些获取证据的方式是坚决反对的,比如用酷刑方式获得证据.《九品芝麻官》中每次开庭审判必定会涉及到"用刑伺候",冤案也是因此开始的,酷刑是对人权的践踏,侦查机关通过刑讯逼等暴力手段收集证据,是对个人权利的严重侵犯,如果放纵这样的行为,那么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权将暴露在一个无序的状态下,谁都可能随时遭到侵害,那将是一个人们都没有安全感社会.必须对酷刑方式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才能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最终达到对每个社会每个成员合法权利的保护.另外,酷刑取得的证据的真实性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因为从心理学上看,任何人都存在趋利避害的自我保护心理.当一个人在巨大的压力下下,尤其是在受到拷打时,十分可能迎合他人的要求,做出违背真实意愿的虚假陈述,以此来逃避眼前的痛苦.近年来,新闻报道出的巨大冤案,多数是犯罪嫌疑人在被审问的过程中被刑讯逼供不得已做出虚假陈述,为了避免这类惨剧的发生,维护司法的正义和权威,一定要对刑讯逼供不留任何余地.刑讯逼供取得的非法证据被排除了可能会放纵罪犯,但这样也最大程度的保证了有罪判决的准确性.另外,对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加以排除,从而达到文明执法,这不仅体现了司法人员以及司法机关的素质,更能表明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电影中暴露出来的其他问题也有很多值得探讨,笔者在此仅就自己体会最深的这两点进行分析.我国刑事诉制度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得益于专业人士司法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立法者积极的改进,我们在自我发展的基础上不断的吸收和学习外国先进的理论和经验,长此以往,通过坚持不懈的改进和学习,我们一定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不断地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我国刑事诉讼事业仍需要我们法律人共同持续地努力.
注释：
①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中国人名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③《中国人名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④刘庸安：《丹宁勋爵和他的法学思想》,《中外法学》1999年,第01期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⑥[美]弗雷德英博：《审讯与供述》,何家弘译,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275页.
⑦毕惜茜：《侦查讯问策略运用的法律界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⑧[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⑨龙宗智：《欺骗与刑事司法行为的道德界限》,《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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