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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相关论文例文,与农田水利重建悬念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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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入夏时节,各地陆续采取行动,推进新一轮农田水利集中建设.《财经》记者赴广西、云南、山东等省、自治区深入调研,观察农田水利建设现状,反思过去改革成败得失,试图寻求制度和机制上的创新途径.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水利改革发展进入加速期.国家副主席习近平3月在湖南调研时特别强调：要切实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抓好重大水利枢纽和水利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抗御自然灾害和水资源调配能力.根据相关部门测算,未来十年各方投入资金将达4万亿元之巨.
但随着各地配套政策相继出台,围绕农田水利建设的一系列悬念仍待解.
其一,投入政策如何落实尚未明晰.粗略统计,各级政府用于农田水利的财政资金不足700亿元,“一号文件”虽然提出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但由于东西部土地出让收益差距巨大,意在解决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措施――统筹使用部分土地出让收益,面临重重阻力.
其二,灌排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如何重构尚待破题.2002年启动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因为人员社会保障和工程维护经费未落实等原因遗留了诸多问题.下一步如何解决,绝非财政资金补上就能了事,需要把重点放在基层水管单位能力建设上,而与之相关的农田水利设施养护、农业水费征收等“老大难”问题,亦需在政策层面予以明确.
其三,在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上,政府主导与农民参与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如何厘清,尚待明确.在这轮政府主导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如何让农民真正参与其中,享受知情、监督、参与等各种权利至关重要.
20世纪60年代,政府曾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举国修水利,这成为之后五六十年中国维系农业生产的“老本”.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步退出,农田水利交予市场,交予基层和农民,但相关管理体系的垮塌再次证明,纯市场手段难解农田水利等公共或准公共产品运转之困.
当下农田水利窘境颇多,设施失修良久,功能大多退化,政府投入不足已成多方共识.农业用水粗放,管理方式落后,管理体系脆弱,亦为业界所担忧.2010年西南地区特大干旱和冬麦区干旱,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政府在2011年出手解决拖延多年的农田水利困境.
观变迁,品兴衰,方能鉴未来.如今我们既无法重拾20世纪60年代集权式的动员模式,亦不可能再走失灵的纯市场化之路.重建农田水利,应当创新投入机制,革新灌排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政府介入不可或缺,但不可包办一切,而应与民协商,共塑集体行动能力.
――编者
姚安县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北部,作为水资源缺乏的农业大县,多年来,姚安县政府一直重视水利的修建.当地人曾豪言：“大旱三年,饿不死姚安（人）.”
然而,当2010年中国西南地区大旱来临时,姚安却像其他旱区一样,水库见底、土地干裂、庄稼枯死,人畜饮水困难.曾经的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在遇到真正考验时显得极其脆弱.
“大旱”暴露出当地水利设施面临的困境.当地水利部门认为,大多数水利工程始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运行50余年.
由于受当时技术、施工、投资等诸多条件限制,水库病险、老化问题突出.全县有52个小（二）型水库,两个小（一）型水库,急需除险加固.
和水库一样,全县445条引水干渠也是同时期修建,多数渗漏严重,输水损失高达30％,利用率极低.
近年,姚安年修水泥干渠超过150公里,占总长度的35.3％.这一标准在云南省已算得上先进,但《财经》记者在姚安调查时依然发现,水泥硬化,设施大多已经陈旧,在一些关键的枢纽位置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破损.
姚安县是全国农田水利脆弱现状的一个缩影,再不重建,后患无穷.
基层困局
在2011年3月28日召开的全国农村水利工作会议上,水利部部长陈雷坦承,目前农村水利工作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在其列举的诸多问题中,第一条便是水利工程的老化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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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农村水利司（下称农水司）副司长倪文进对《财经》记者表示,农田水利工程有相当一部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时兴建,这些工程是在财政少量补助的情况下,农民投资投劳（力）完成的,建设标准比较低,配套也不完善.经过50多年的运转,老化、破损现象严重.
1980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但在村集体组织衰落并逐步淡出农田水利兴建、管理后,灌溉面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农田水利建设停滞不前.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开,为减轻农民负担,国家取消了“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制度,进一步冲击了农田水利建设.
与此同时,全国一些省份开始对农村水利设施进行拍卖、承包、租赁,这种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被认为是政府在“甩包袱”.但由于其公益性、基础性特征明显,农田水利设施市场化改革举步维艰.
来自水利部的统计显示,全国尚有一半以上耕地是“望天田”,缺少基本灌排条件.全国40％的大型灌区骨干工程、50％－60％的中小型灌区、50％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不配套、老化失修,大型灌排泵站设备完好率不足60％,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凸显.
同时,农业用水方式粗放.单方水粮食产出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很多地方仍存在大水漫灌现象.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还有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些农民不愿意在收益较低的农田上投资,认为兴修水利乃国家之责,投资投劳修建水利工程的积极性不高,大旱来临之时急切灌溉的心情也不同以往.
倪文进算了一笔账：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近9亿亩,7亿农民,人均1.3亩,按照平均每亩500元的纯收益计算,人均收入650元.而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接近6000元,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已不到一半,而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相当一部分还不是来自种植业.因此,有些农民更愿意外出打工,而不是从事农业生产.
在倪文进看来,农民要的是保证口粮,国家要的是保证粮食安全,二者目标不完全一致.对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政府积极性大于农民,中央政府积极性大于地方政府.
在农业节水上,国家强调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农民的理性选择也不一致.“现在农业用水5分钱一方,即使省了100方也就5块钱,不够农民一包烟钱,你说农民有多少节水积极性?”水利部门一位官员如是反问.
与农民一样,基层水利管理人员亦不够积极.
2002年9月,国办下发红头文件（国办【2002】45号）,启动了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改革通过“两定”（定岗、定编）、“两费”（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经费、维修养护费）方案把水管单位的债务、人员等下放至地方,即“谁的孩子谁抱”,“两费”也由工程所在地政府负责.
倪文进认为,这项政策在当时的财政状况下无可厚非,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困难.因为一般来说农业大县（市）水利工程多、管理任务重、改革成本高,但往往财政困难,导致“两费”落不到实处.据介绍,中央限定在三年至五年内完成改革,最后造成“白纸黑字都有,真金白银落实的不多”.
中国大多数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征收水费.在实际运行中,水费征收困难重重,一部分农民对征收水费出现抵制情绪甚至出现拒交的现象.
倪文进坦承,推进农业水价改革阻力很大,现在水价实际不到成本价的30％－50％,且实收率不足.在国家全面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补贴后,实收率继续下降,南方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转而实行农业水费由县级财政转移支付解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横县六蓝水库管理所原所长黄家励介绍说,现在当地财政给水利职工每个月500元,其他的工资部分靠收水费解决.“水费收又收不上来,大家基本上是本着一份责任心在干.”黄家励说.至2010年底,六蓝水库管理所共欠发工资157.08万元.
据介绍,一部分基层水管单位尝试管养分离,但由于工程维护经费财政补助不落实、水费实收率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为农民提供有效服务,少数地区还因此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将加快构建财政主导、规划制约的农田水利新机制,进一步强化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目前,新一轮农田水利集中建设正逐步展开.目前来看,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尚未实质建立,政府主导与农民参与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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