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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方面有关论文范本,与解读余振东案起诉书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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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钱本身缺乏约束,二来该公司由许超凡及其亲属打理,一干人等本无过人之处,焉有不败之理.1997年底到1998年,潭江公司资金频频告急,需要国内资金反哺,又进一步加速了国内资金流出的速度.反哺潭江公司,手法之一即是继续回收账外贷款汇往境外.问题是账外贷款亦为坏账,于是只得再次由开平中行“协助”还款.
如前所述,1993年10月初,开平中行曾向开平涤纶发放账外贷款700万美元.至1998年3月,由于潭江公司急需资金周转,开始设法将这笔账外贷款转至潭江公司.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等三人商量后,利用开平金城陶瓷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名义,向开平中行申请虚假贷款（即代开平中行申请贷款,取得资金由开平中行使用,下称代贷款）,并指使下属工作人员从开平中行的账内科目“713科目”中发放贷款五笔,合共500万美元,指使开平中行结汇部门在无贸易背景、手续不全的情况下,从上述五家企业的结算账户中将500万美元全部汇往潭江公司账户.
1999年3月,开平金城陶瓷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的500万美元代贷款到期.余振东伙同许超凡、许国俊,以开平涤纶归还1993年的贷款700万美元为由,指使开平涤纶向开平中行贷款4200万元人民币,然后平均分成五笔款项划入上述五家企业账户内,并委托五家企业各购汇100万美元,合共500万美元,“偿还”五家企业的代贷款,而对涤纶厂则宣称已归还700万美元贷款中的500万美元.
到1999年5月,另外200万美元的账外贷款也如法炮制,通过账内“再贷款”解决.至此,开平中行亦在该行的账外贷款账中对涤纶厂的700万美元贷款作销账处理.
提款机对于开平中行的所有科目,许超凡等人予取予夺,毫无忌惮,而开平中行自身以及上级行的内控、稽核制度完全形同虚设时至1997年、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仅仅是清收账外贷款已不敷潭江公司之需.许超凡、余振东等人还需要另辟蹊径,从开平中行中再度“打草谷”.
起诉书细致地提示了开平中行施展的各种伎俩――从虚假贷款到直接提现再到挪用存款,手法不一而足.
由于潭江公司需要资金周转,1997年1月29日,余振东伙同许超凡,要求开平世界国际铝业制造厂等四间公司,以各自名义共贷款400万美元；资金到账即日,便被转账到中晖复合纤维母粒有限公司的账户内.1月30日,余振东指使开平中行结算部门,在无真实贸易背景情况下,将上述400万美元从中晖复合纤维母粒有限公司的账户内划至潭江公司.
1998年3月,余振东与许超凡、许国俊共同商量后,以开平涤纶厂急需资金为由,指使开平中行财会股股长余鸿斌,用特种转账凭证由“9041”科目（省辖往来科目）将500万美元转入涤纶厂在中行的账户.
当年4月至10月,许超凡、余振东指使下属以开平涤纶名义办理虚假贷款,从“9041科目”中发放贷款五笔,合共2500万美元.之后,由开平中行将上述3000万美元贷款在没有真实贸易背景情况下,汇到潭江公司,用于投资经营.
1998年1月至9月,余振东、许超凡再次以中晖复合纤维母粒有限公司名义办理虚假贷款,并从“9041科目”发放贷款13笔,合共6500万美元；其后,由开平中行在没有真实贸易背景情况下,将6500万美元汇到潭江公司.
1998年间,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共同商定,借用有关企业名义向开平中行办理虚假贷款,贷得资金归三人支配使用.同年9月,余振东、许国俊向开平金城陶瓷有限公司等八家企业的负责人提出配合办理贷款的要求.在八家企业同意的情况下,余振东与许超凡指使下属以上述八家企业的名义办理贷款手续,向其发放贷款15笔,合计人民币2.79亿元.
在余振东与许超凡、许国俊的操控下,该项资金中的1.857亿元通过地下钱庄,被非法调成美元和港币,汇入潭江公司,用于投资经营和余振东等人的个人投资消费之用,至今尚未归还.余款则用于为相关企业支付此次贷款的利息,归还开平中行以前的透支款项,归还此次部分贷款等.
1999年6月,由于潭江公司经营外汇买卖出现巨亏,急需资金周转,趁广东省中行有外汇贷款指标给地方支行使用之机,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商量后,决定指使开平涤纶属下的亚联复合纤维母粒有限公司（下称亚联公司）向开平中行贷款,然后再通过该公司将款项汇到潭江公司使用.
6月11日,余振东审批指使开平中行信贷部向亚联公司发放三笔共494万美元的贷款.三笔款项划到亚联公司在开平中行开设账户后,于14日分两笔汇出境：一笔200万美元汇往潭江公司,另294万美元汇往友协公司.
早在1994年5月27日,余振东即与许超凡、许国俊利用职务之便,从开平中行用于外汇买卖的“外汇中心”总账中的“涤纶厂1309”账户中提现95万余美元,直接汇往潭江公司账户.1997年1月2日,再次从“1309户”直接汇款400万美元到潭江公司.
1998年3月2日,余振东、许国俊指使开平中行财会部,从开平中行“9049科目”中划2000万港元入开平涤纶厂在开平中行的账户,再以涤纶厂的名义汇往潭江公司从事经营活动.
为了填补“9049科目”资金缺口,同年3月20日,许国俊指使开平中行财会部,用开平农村信用社在开平中行的4000万港元存款中的2000万港元,填补了原先挪用中行联行“9049科目”资金2000万港元的缺口.直至2000年,友协公司才划回开平中行2000万港元.
至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开平中行的所有科目,许超凡等人予取予夺,毫无忌惮,而开平中行自身以及上级行的内控、稽核制度完全形同虚设.
赵安歌与开平案许超凡与中国银行副行长赵安歌和中建财副总经理梁小庭的交好表明,开平中行的辐射能量当不仅限于区区开平甚至江门一地
经过三年多的追捕和调查,开平案近乎大白于天下.然而,许超凡等人的作案手法之简单,却仍然令人难以置信.仅仅1995年5月31日、6月1日两天的四张伪造联行贷方报单,就能够遮掩其长达八年的诸多违规行径；一家县支行虚增2亿美元、近3亿马克的联行资产,上级行的稽核部门居然无从察觉；在轮岗制的严格规定下,开平中行的三位行长连续十年出自该支行内部,这在逻辑上均难以自洽.
一位参与2000年底至2002年初中行广东分行审计的知情人士曾向《财经》透露,在审计部门检查有关财务安排时曾多次看到,开平涤纶、潭江公司在该行一些“问题事项”中呈现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关系,其中潭江公司参与内地的多笔投资和贷款与中行广东省分行均有关联（参见《财经》2004年4月5日号“重解开平案”）.
开平案仅仅是三任支行行长的瞒天过海,抑或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安排,人们不得而知.不过,许超凡与中国银行副行长赵安歌、中建财副总经理梁小庭的交好表明,开平中行的辐射能量,当不仅限于区区开平甚至江门一地.
2004年4月,原中国银行副行长赵安歌以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前关于赵安歌因开平案落马的消息即广为传布,原因之一是许超凡后来担任中行广东省分行财会处处长时,赵安歌正是负责财会系统的一把手.
同时,开平案所暴露出来的有漏洞的中行电子联行系统,也正是由赵安歌一手负责组建.此外有消息指出,赵安歌的弟弟索立鸽一直在广东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曾在开平中行大量借贷开发房产项目,并最终将项目卖给了中行.
尽管最终法院判决表明赵安歌并未以此获罪,但从余振东案来看,赵安歌与开平案有染,则是不争的事实.
余振东案起诉书表明,1993年,许超凡与余振东曾到北京找时任中国银行总行财会部总经理的赵安歌拆借1000万美元,用作开平中行国际金融大厦的建设.同年5月28日,中国银行总行下划给开平中行1000万美元.然而,许超凡与余振东最终挪用该款到香港投资经营,并于6月9日指使下属分别电汇600万美元、400万美元到友协公司.
1998年,中国银行总行要求下属行清理账外外汇贷款,广东省中行给开平中行外汇指标,将向中国银行总行拆借的1000万美元转为账内贷款.次年7月,余振东、许国俊指使周尚许,于14日、15日、30日以开平涤纶名义,从开平中行贷得1000万美元,后分两笔汇往中行江门分行,8月2日中行江门分行再上划总行财会部,归还了该笔拆借款.
有迹象表明,赵安歌与开平案的关联可能还不止于此.
在被引渡回国之后,余振东为争取“立功表现”,称其曾向赵安歌行贿10万美元.余振东还曾供认,在盗用联行资金中最为关键的“伪造广州分行贷方报单行为”,也是受赵安歌指使所为.对此,由于缺乏相应证据,法院均未予以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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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腐败案件,开平事件究竟波及多广,其中又反映了银行体系内部的何种潜规则,仍有待未来的进一步挖掘.
本刊记者康伟平对此文亦有贡献资料开平案大事记2001年10月12日中国银行在归总遍布全国1040处电脑中心的财务数据时,发现联行资金项下出现了4.83亿美元亏空,案发范围迅速锁定开平中行.
2001年10月15日余振东从香港直飞加拿大
中行方面有关论文范本,与解读余振东案起诉书相关论文答辩参考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