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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九月的大学开学季,各大学的新生照例要举行入学典礼.对于武汉大学1983级图书发行专业的新生来说,他们的开学典礼有点不寻常.除了参加全校新生共有的典礼外,学校在行政楼第一会议室,还专门为该班60名学生,另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典礼[1].场面虽小,规格却不低.莅临典礼现场的有学校副校长、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和湖北省新华书店经理.学生得享殊荣,不为其他,只因他们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届以图书发行为专业的本科生.中国的出版高等教育,由此发端,逶迤于今,正好30年.

古人云,三十而立.这是对个人生命成长的要求和简括.而对于一个专业或学科来说,30年也许不必应然为成熟与否的标记,但回顾一下走过的足迹,可以有助于我们对未来规划的思考.回顾是纪念,更是期待；是总结,亦是反思.回顾的主体方面,固然是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历史,但更想从中映射出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这个为之培养人才的行业,这个教育体系中的学科的发展轨迹,询问其中包含着怎样的时代、文化产业和教育自身的逻辑?

当1983年4月1日,教育部以（83）教计字第044号文批复了武汉大学同意设立图书发行专业,相隔4天后,新华社专门发表了消息,《光明日报》及多家报纸亦予以报道.作为新闻点,关注的重心,当是这个新专业的诞生,至于花落谁家,由谁率先承办,倒还在其次.新闻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国图书出版发行行业飞速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未来预期.经过“文革”十年的书荒,一朝改革开放,极大释放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新华书店站在与读者眼波交会的前沿处,春江水暖,从排成长龙的广大购读人群中,感受到行业发展人才短缺的瓶颈.于是,新华书店总店牵头发起,积极谋划,奔走于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之间,一手促成了这个新专业的诞生.1983年9月武汉大学校方特邀新华书店方面的高层出席开学典礼,既表明对这个新专业的重视与支持,也是对专业推动者的感谢与敬意.

时隔29年,2012年9月的又一个开学季,武汉大学的梅园小操场上,又迎来了一个簇新专业——数字出版专业的新生,虽然不再有首届学长们的恩荣,但可肯定的一点,这个同样是全国首度招新的专业,也一定会在中国出版高等教育史上留存下印迹.当初,图书发行专业的创办,以人才需求方——新华书店为主导,而数字出版专业的创立,则是以办学方——武汉大学伙同兄弟院校的专业同行主动索求的结果.主导模式虽然有别,但所面临的出版境地却是相同的,即社会转型带来了出版转型,进而要求出版人才培养的跟进与嬗变.如果说,图书发行专业创办的时代前提是国家的改革开放,基之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而带来出版规模的大幅提升,和生产组织结构方式的变化；那么,数字出版专业所遭遇的出版现实语境,则是数字技术的异军突起,出版产业形态愈来愈明显的数字化趋势,昭然若揭.前者的转型是体制推动,后者的转型是技术推动,都释放了生产力,都内在地要求教育培养目标与之随转,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新专业的创设.而现在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恰因这两个新专业的先行接办,从教育的端口处,见证了时代与出版转型的轨迹,有某种典型意义.

2012年9月,与数字出版专业同时招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就读本科的,还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新生.这个专业的脉络流传,早先的源头就是1983年开始首批招生的图书发行管理学.10年后的1993年,教育部发布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设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两个并列二级学科,于是,有专业名称的第一次更换.未久,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2]将此专业,从原来图书馆学系中分离出来,独立为“出版发行学系”,系名就是专业名,两者对应一致.1998年,国家教育部又出台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归并了1993年目录中的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统合为编辑出版学.于是,又有专业名称的第二次更换.饶有意味的是,这次随之更改的系名,没有与国家规定的专业名称保持响应,另名为“出版科学系”.这背后不曾言明的心理,是否可理解为对“编辑出版”这个在上下位概念上多少有点含混的专业名称的心存置疑?抑或是在隐隐中坚持大出版的概念,不乐见“发行”的轻轻抹去?毕竟,中国的高等出版教育,是从“发行”开始起步,与“编辑”专业、“印刷”专业一道,共同构筑了现有的出版高等教育体系.

据北京印刷学院王彦祥文章《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规模调研和地域分布分析》,国内开办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的院校,2011年上半年的数据是62所[3],这恐怕已是全球第一的规模.武汉大学从最先创办发行专业到现在,早也由“第一”变成了“之一”,由“先行”变成了“同行”,这一方面固然值得额手称庆,因为专业学科由独木长成森林,印证了擎火者的吾道不孤,固有其价值在；另一方面也深可惕虑的是,“之一”者曾经领先的地位如何保持,或者,退一步说,特色和优势何在?

追溯1993年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课程名称中镶嵌有“发行”字样的,就有图书发行学概论、图书发行目录学、图书发行财务与会计、发行企业管理学、图书发行自动化、发行应用文写作、音像制品出版与发行、图书出版发行史.另外,图书进销学、读者学、图书储运学、图书市场信息学、图书分类学、对外图书贸易等课程[4],虽无发行之名,却有发行之实.“发行”与“图书”是课程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两个关 键 词 ,凸显着这个专业前10年令人瞩目的亮色.至如今,20年又过去了,“发行”依然是武汉大学该专业的标签与招牌,被外界认可,自己更不轻言放弃；尽管,后来的课程目录中,“发行”之名几被“出版”字样替代,“图书”亦换成了“书业”,载体形态之一的“期刊”也开始在课程中露脸,“电子”“网络”“数字”更作为出版新宠,被吸纳进课程体系中来.当课程边界日益扩大,变的印迹,似乎更容易被指认出来,曾经“发行”独大的亮色慢慢隐退,但并没有消逝,还保持在底色中.这里有不变之变,有变之不变,这,是否可视为一个应用型专业本该有的专业生存哲学?一方面在不变中有所坚守,希望保持专业原有的发行特色与优势；另一方面又在变中与时俱进,不至于在社会转型和出版行业的大变局中,失去朝气与活力. 需要在中国出版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与历史脉络中,才能更好看出武汉大学这个专业不变与变的历史与现实因由.在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创办的第二年,得之于胡乔木的大力支持与推动,教育部授意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创办编辑学专业,因而在学界,有将1984年作为中国出版高等教育元年的说法.对历史起点认识分歧的现象背后,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主导时代,在出版大系统中,编辑与发行各不相属的事实,进而导致了编辑学教育与发行学教育的各行各道.事实上,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1993年之前的教学计划中,就不见有任何编辑学课程的踪影,“发行”得近乎纯粹.而在1987年的武汉大学同一校园里,又有中文系编辑学专业的炉灶新起,原本同根的两个专业,却分属于同一所学校的不同院系,鸡犬之声相闻,彼此相安十余载.这样的图景,缩略了中国早期出版高等教育体系中,编辑学与发行学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历史现实,在专业教育的服务对象和培养目标上,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途.而这种分途培养模式,局限性是明显的,它窄化了出版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亦背离了越来越市场化的中国出版业对复合型出版人才的需求.教育部1998年将两专业归并,有其现实合理性.在1990年代中后期,武汉大学原出版发行学专业,主动增设编辑学方面的课程,以全程性的大出版观,组织相关专业教学,逐渐摆脱原先单一“发行”的教学格局.这种变化,与教育部专业目录调整的内在理路,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另外,由于一直强力支持武汉大学办学的新华书店总店,在自身经济实力与行业号召能力上的弱化,也促使武汉大学在外部依赖性减弱的情况下,拓展新的教学领域,以拓宽学生就业空间.事实上,武汉大学前十年主要为新华书店输送人才,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生到出版社就业的比例明显增多[5],可见,变有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