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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之路上一路下滑的阎连科
“孩子是自己的好”,这句话,对读文学的人来说并不陌生；用在当代作家身上,更像是量身定制.
这话当然得看怎么理解了.往好里说,你可以将它视为当代作家对自己创作实力和作品的自信.不过,眼下的中国文坛就和中国股市似的,“好里”的情况近乎千载难逢,让人目瞪口呆的“绿里”倒是三天两头就能撞上一回.
例如余华谈《兄弟》,就“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宣告：‘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 [i].例如苏童谈《碧奴》,也自信满满地宣布：“从《米》到《蛇为什么会飞》,没有哪部长篇写得像《碧奴》这样色彩丰富”,“《我的帝王生涯》是一部想象力纵横的作品,但和《碧奴》相比就显得单薄”[ii].例如阎连科谈《风雅颂》：“我写过《受活》、《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作品,从解剖作者内心这一点来看,《风雅颂》做得更准确,更直观等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我的精神自白”[iii]等显然,在作者们看来,自个儿新生的这些“娃娃”均又俊又乖,最差都是个“健美宝宝”.
但坦率地说,读完阎连科的《风雅颂》之后,我却怎么也找不着“正常”的影子,更甭说“健美”了.
在我看来,2003年出版的《受活》,可以视为阎连科创作上的一个分水岭.《受活》既是阎连科迄今为止文学创作的巅峰,也是阎连科在文学之路上一路下滑的开端.在《受活》的后四分之一部分中,阎连科将“受活庄绝术表演团”成员们的转变,归结于几个坏人做坏事,已呈现出作者创作的疲态；而在小说中居然出现“上边的王八干部和剧团里的乌龟干部”这种骂人话[iv],更预示着作者的愤怒已渐渐超出文学之外.
这种疲态和愤怒,在阎连科其后的小说创作中,愈演愈烈.
在2005年的《为人民服务》中,有性功能障碍的师长为年轻漂亮的夫人刘莲“借种怀孕”、随后消灭知情者的情节,很容易让人想到“乾隆为汉家子弟”之类的民间传说；而刘莲与勤务兵吴大旺七天七夜裸体做爱的描写,又使人不禁想起《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大同小异的场景.
在2006年的《丁庄梦》中,随便从哪个地方读起,你都可以读出作者不加掩饰的愤怒：“丁庄还是原来那个丁庄村.可丁庄没人了,街道上安静得和街道死了样.没有人,没有畜等平原上百里千里的村庄和集镇,都和丁庄一模样,没有人,没有畜等平原上光光秃秃了,人畜绝尽了”[v].这一片死寂,更像是一个诅咒,一个对污秽、猥琐、丑恶、无耻的社会的诅咒.套句时髦的话说,《丁庄梦》很历史、很社会,但是,它很不文学,因为小说中随处可见的作者的愤怒,已经把读者们带进了一个愤怒声讨的控诉会现场,而不是把他们带进一场文学的审美中、再由他们自己得出结论.
《风雅颂》：加速下滑
如果仅仅翻阅阎连科2008年新出版的小说《风雅颂》的目录,见到的还是那个在小说叙事结构上探索不止、大家熟悉的阎连科.看得出,为了写好《风雅颂》,阎连科没少花时间和精力在《诗经》上.在这部小说的章节中,对《诗经》中相关篇目的准确选择和细致解读,与小说中描写的现实情节构成了一种亦离亦合、亦真亦幻的“互文”或“反讽”,从而达到一种时空交错的独特审美效果.这,应该正是阎连科本人孜孜以求的,也是当下还有批评家肯定这部小说的最大理由.
但是,这种结构上的精心安排,除了证明阎连科有资格到高校中文系里教授“诗经学”外,并不能证明这就是一部好小说.尤其是小说的后半部分,男主人公杨科副教授回到家乡后,先是和十二位妓女在春节期间纵情狂欢(不是“纵性”),并最终逃进理想中的“诗经古城”,与一批同样愤世嫉俗的专家学者们、还有一批无处容身的妓女们纵性狂欢(这回是“纵性”了),情节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我一直疑心在长年病痛的折磨下,阎连科已经身心俱疲,否则不至于为自己的心灵寻找这么一处“归宿”.早在2002年,在与梁鸿的对话录中,阎连科就描述过自己严重的“腰椎畸形”：“症状是腿麻、腰痛,不能走,不能坐,不能干活,只能躺下不动”,“最严重的时候是系上宽腰带也坐不起来,这时候就经常趴在床上写作.后来,又因为经常趴着写作,颈椎又疼痛不止,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实在要写,就仰躺着写作”[vi].考虑到阎连科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创作长篇小说（不知道他在赶什么）,考虑到每一部长篇小说的问世几乎都带给他文学之外的各种压力,我想,对《风雅颂》中这种近乎“意淫之城”的梦境,大约应该多一份宽容―――简单地说,阎连科独自与这个世界战斗得太久了.显然,他累坏了.
《风雅颂》中的清燕大学：当今学术界和高教界的一面“哈哈镜”
虽然我对《风雅颂》评价不高,但我还是认为,《风雅颂》中记录的清燕大学,却是当今学术界和高教界的一面“哈哈镜”.“哈哈镜”里,有些影像也许变形,有些部分也许夸张,有些细节也许失真,但谁敢说“哈哈镜”外的那个“本我”,不是真实的“存在”呢
小说中的清燕大学是一所京城著名的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李广智终日忙着公关,忙着演讲,忙着与有点姿色的女副教授偷情；即使他早就“几乎不再给学生授课了”,但最终还是荣升校长.而有点姿色的女副教授赵茹萍,靠着“对一大批国外影帝影后的趣闻和身世的探究与着迷”、靠着学术抄袭和学术剽窃、靠着与校长的偷情,最终“拿了全国唯一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最高奖”,并荣升为系主任.在这所大学里,在课堂里坐着听《诗经学》的学生只有十几位,且是“留下给你(教授)撑面子”的；但去听《大明星的生活细节》的学生却人山人海,听完之后还“掌声雷动,欢呼雀跃”.在这所大学里,学生留校当老师是因为她和他是老教授的女儿女婿,学生留校当辅导员是因为他有个舅舅在教育部工作,而学生被破格破例录取更是全仗着她有一位当大官的爹.在这所大学里,教授失踪了一年多没人在乎,不过,如果教授想玩点个性的话(哪怕是阴差阳错的“带领学生抗风沙”),却会立即招来一场校党委常委扩大会,并最终将“个性教授”送进精神病院里拉倒.
校外,学术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用杨科副教授的话说：“在国家的GDP上涨到百分之八时,我发表论文易如反掌,稿费单隔三差五地寄到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研室.到GDP上涨到百分之十的,我发表论文却是只有铅字而没有稿费了.到了GDP上涨到百分之十二那一年,再发表论文,不光不给稿费,编辑部和出版社还倒打一耙,反过来向我索要发表和出版的经费了”.用出版社社长的话说：“这年月的现实是,最有价值的书最是没人看等现在所有高校的专著都是自费出书,教授出完了书,我们按半价卖给他,他再按原价一分不少地卖给他的学生们,结果是教授有了学术成就,还在他的学生那儿赚了钱,弄不好还得一个国家的什么奖”.而女主人公赵茹萍教授更是一语道破天机：若不是和校长李广智有一腿,“就没有我的(国家)学术最高奖”[vii].
这不得不令人追问一句：现在的大学,究竟怎么了
从纯情到扯淡：二十多年来小说中大学形象的转变
事实上,小说中对大学校园生活的关注,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了.发表于《当代》1982年第1期上张笑天的《公开的“内参”》中,对S大学女大学生戈一兰形象的描写,当年就曾激起广泛争论.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女主人公戈一兰身上的确存在着性格转变过于突兀之嫌,整篇小说读来也令人顿生“观念先于细节”之感,但是,小说中那位为了出国、为了出名、为了满足物欲而不择手段的女大学生戈一兰,更像是一位先行者,带头推翻了作为“象牙塔”的大学校园与物欲横流的社会间隔开的第一道围墙[viii].
[ 2 ] 仿佛是一种挣扎,发表于《人民文学》1985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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