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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比如,钱理群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采用了1993年后发现的新史料,使1998年修订版成为影响最大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又如,《小团圆》的出版,为解开张爱玲生前若干谜团提供了可信的解释.因此,应该尊重史料发现者的贡献.退一步说,尊重他人劳动,也是无可厚非的.谢泳还认真分析了两种史料首发的情况：“一种是完全的新发现,比如发现了作家的私人书信、日记以及其他对于解释历史有说服力的材料,无论规模大小,这些发现者的工作,都应当视为是重要的学术贡献.”“还有一种是在现有成型文献或者一般为人熟悉的文献中,把相关史料给予新解或者解读出新的史料意义与方向的工作.”在确立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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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谢泳没有指出如何才能把首发权确立为学科规范.笔者以为,可以借鉴目前通行的学术论文引用规范,要求引用者也必须按规则注明首发者信息,如“此文由某某于何年何月发现,发表于某杂志第N期”.当然,这将会碰到一个问题,即“暗引”.比如有研究者明明是看到别人在文章引述了一则新史料,他在文中引用了这则新史料,但他不说明是从别人文章中看到并获得了新史料的方向,而是直接找到原书,把那条已有明确史料方向和意义的新史料摘出来,而不加以说明,造成自己“首发”那条新史料的假象.这样的情况,外行很难看出来,内行不好明说,单纯依靠学术良心和学术道德恐难奏效.究竟该如何通过学术规范来加以约束?尚须探讨.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史料来源的公开性”上.有的学者发现新史料后,由于各种原因不愿公开,比如在自己的研究成果没有公开前,不愿意先行公布史料来源,或者出于为作家及其亲友避讳而不愿公开部分日记、书信.这本来是情有可原的,但由于他同时也不愿公开史料来源、史料方向等,由此阻碍或取消了史料可能对学术研究产生的突破性影响.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这就需要确立史料共享的原则.谢泳提出了三点：一是及时公开史料来源；二是具体说明史料获得方式；三是史料来源的准确完整.如能做到这三点自然是很不错的.问题是如何确保至少多数人做到?
近年来,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声颇高,但总体上“雷声大雨点小”,积极为这门科学的建立出谋划策的人不多.谢泳这本书,虽然奠定了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基础,但也应该看到,此书源自中文系本科生教学的讲义,只是贡献于普通读者和初入学术研究门径的青年.这便限定他这本书侧重于文学史料工作的实践,而不做高深的理论探讨,并未涉及史料的性质、史观与史料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
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不是一本理论著作,而是实践性很强的教材.实践性有助于现代文学史料学迅速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从而推进这门学科的建立.这恐怕也是谢泳所考虑的.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在短时间内大体掌握一般文史研究的史料方法.因此他一般不做高深的讨论,而是单刀直入地告诉学生如何寻找相关史料.他在后记里这样说道：“说到寻找史料,我一定要告诉学生具体的基本方向,这个方向一定是可以操作的,而不是只能玄想的.我上课时讲到的材料,特别是有些不容易见到的,我一定要把实物当堂展示给学生等把这些史料一页一页展示给学生,让他们从中获得研究灵感.而且我还会告诉他们这些材料是如何得到的,甚至价格也告诉他们,目的就是想让学生明白获得史料的具体途径.”[15]他干脆直接告诉学生：“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不如第一手的档案.”[16]这种对多种类型的史料的价值判断,有助于在研究中选择出最有说服力的史料.
说实话,他这些对史料搜集方向和史料价值的判断未必全都精准,但在今天像谢泳这样愿意把所有发现和判断史料的经验与方法和公众分享的例子不多,何况这部著作为我们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提供了有益的方向.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法与问题》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JC75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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