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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归属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二级学科.因此,在建立这门学科时必须有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服务的意识.谢泳在编写讲义时贯穿了这种意识,他始终把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与提高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地位联系起来,认为：“作为学科建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应当自觉意识到依靠史料基础来提升自己学科的学术地位,应当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方向确定下来,在本科生的基础课程中,强调它的重要性和体系性,不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地位就建立不起来.”[9]搞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学者看不起搞现当代的,这是学界公开的秘密.他们的自信主要建立在古代文学的史料基础上,并非现当代文学没有史料或史料不够多,事实上,现当代文学史料可谓浩如烟海.问题在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史料工作之间不是无缝连接,而是有相当的裂缝.1988年,樊骏先生指出：“不难发现迄今所做的,无论就史料工作理应包罗的众多方面和广泛内容,还是史料工作必须达到的严谨程度和科学水平而言,都还存在许多不足.”[10]遗憾的是,他在文中提出的动议应者寥寥,并没有引起一般研究者对史料学的重视.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史料工作远滞后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已成为制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11].这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摆脱那种“以论代史”、主观发挥的不良印象,建立良好的学科形象和令人敬佩的学科地位,确实需要研究者“自觉意识到依靠史料基础来提升自己学科的学术地位,应当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方向确定下来”.

这里还牵涉到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教学问题.自上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以来,多数高校中文系没有为这门学科配备史料整理研究方面的课程,即使有,也以作品选介替代史料学.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早已成为二级学科,却由于缺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方面的著作,长期来国内多数中文系不得不以作品选代替史料学课程.也有些高校用古典文学史料学取而代之.无须讳言,其后果严重：一是直接导致学生缺乏起码的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常识,一些研究生乃至中青年学者的史料专门知识缺乏,有人甚至错把版次当版本[12]；二是形成忽视史料工作、以论代史的不良学风；三是混淆古典文献史料学与现当代文学史料学,乃至以前者遮蔽后者.就此而言,谢泳强调“在本科生的基础课程中,强调它（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重要性和体系性”,在本科阶段就打好史料学方面的底子,这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举措.也应该成为今后现代文学史料学教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

在现代文学史料的教学和研究中,容易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为以论代史,一为“史学即史料学”.

中国大陆学术界过去曾盛行“以论代史”的倾向,结果造成研究的空洞化.现在这种风气有了改变,绝大多数研究者知道了史料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但用观念宰割现代文学历史的现象仍然存在.体现在教学中,便是在课程设置、课时安排等方面偏重文学理论和作品鉴赏.有的高校（包括名牌大学）倒是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这门课,但教师在课堂上列举现代文学史料的主要来源了事,并未系统讲授史料学知识,即便有,也只是简单介绍校勘、注释、考证等传统的文献史料整理法.归根结底,这还是没有从思想意识上足够重视现代文学史料.当然,也与迄今为止尚无一部这方面的通行教材有关.

“史学即史料学”是傅斯年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著名观点.这个观点在当时对确立史学的客观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客观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滥觞.近二三十年来,历史学界对傅斯年此论以及客观主义史观已有诸多批评,其理论缺陷及其对史学研究的副作用,也已为人们所认识[13].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由于近年越发意识到史料对学科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遂出现了夸大史料作用的倾向,像傅斯年那样把史料和史料学的地位人为拔高,认为“我们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体现在史料工作中便是,或者发掘出新史料后,不加整理就出版发表,以为这样才能保持史料“原汁原味”的客观性；或者强调史料的校勘、注释和考证,反对或轻视解读.体现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便是迷信一手资料、直接史料,在研究生论文答辩或学术期刊选录稿件时,论文中一手资料、直接史料的多寡,成为重要的标准.还有不少著作或论文作者宣称,自己致力于通过史料“还原历史”,提出“回到历史现场”的口号.

谢泳不属于上述情况,他在书中明确表示不赞同“史学即史料学”,反复主张“做学问,要史料先行”.尽管“史料先行”和“史学即史料学”都强调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二者区别迥然.“史料先行”是基于“论从史出”而提出,主张做学问须首先掌握大量相关资料,而不是先有观点,再找材料.这个掌握相关资料的过程,并不排斥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史学即史料学”则不同,它反对任何观念进入史学.傅斯年认为,任何历史观进入史学,都会带来主观成分,历史学就不能成为如地质学、生物学那样的纯科学了.所以他宁肯让历史是一个缺边掉底、折把残嘴的破罐子,而反对加以整齐,以避免主观成分的加入.但实际上,不管文献史料的成文过程还是史料工作者的发掘整理,都不可避免主观情感的介入.任何研究成果,都是研究客体和研究主体统一的结果.客体和主体完全隔离,便不会有任何科学成果.否认人类在认识上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无法揭示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客观规律性.史学和文学研究成果当然也是如此.因此,原汁原味的史料是不可能不存在的,不管人们掌握的史料多么丰富,都不可能“还原历史”,而“回到历史现场”也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四)

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还需要确立一些本学科规范,也就是谢泳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应用的道德”.他在书中提出了两条：史料来源的首发权和公开性.这两条应该引起重视,而且笔者相信将来会成为重要的学科规范.

为什么现在的青年学生和研究者都不愿意从事史料发掘整理工作?固然与商品经济潮流下,物欲横流,青年们耐不住寂寞有直接关系,但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项基本上无利可图的工作.“无利可图”指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史料方面的书籍出版利润微薄,多数出版社不愿出版,自然无版税可言；二是根据高校和研究机构现行的科研评价机制,发表史料方面的文章或书籍,一般不纳入科研成果.当然,并非人人都“求利”.但,即便不求利,做史料工作也得有坐冷板凳、敢为他人作嫁衣的精神.如今,论文或著作的版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即便他人引用片言只句,也须注明作者等出处.但,发掘一篇或数篇作家佚文,引用者却无须标注发现者,几经辗转,就无人知晓曾经付出艰辛劳动的发现者.有感于此,谢泳提出首发权问题.他说：“强调史料的首发权,主要是为了尊重史料发现者的贡献,在这方面,发现史料的意义虽然不能和科学发现相比,但在基本的意义上,二者有相似的地方.”[14]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虽然史料研究的地位不高,但许多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却是依赖史料发现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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