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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持后甚至设立了一个全新的独立的社区法工培训项目,而这一项目也得益于法学院提供的工作场地和人力资源[3]26.在亚洲,印尼国立伊斯兰大学的法律诊所除了在法学院中设有专门的教学和办公场所,还在农村社区设有法律服务站,定期派遣法律诊所的学生前往农村社区驻站值班,诊所接受的案件也都来自农村社区居民参见U.P.Sihombing,″LegalEmpowermentthroughClinicalLegalEducationinIndonesia,″20131104,http：//.namati./entry/legalempowermentthroughclinicallegaleducationinindonesia/,20140301.笔者曾于2012年访问该法律诊所及其在农村社区所设的服务站..在开放社会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法律赋能全球网络、东南亚跨国界桥梁等组织的推动下,这些法律赋能诊所的经验得到推广,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诊所式法律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推广与发展,也已经成为一种对中国的法学院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律教育模式.截至2014年2月,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已有169位单位会员详见《热烈祝贺中南大学法学院、南开大学法学院成为CCCLE新会员》,2014年1月12日,http：//.cliniclaw./article/?740.,2014年3月1日..但法律赋能诊所被引入中国则是最近数年的事情,且方兴未艾.中国最早探索、开展这一法律诊所模式的当属武汉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武汉大学公益法中心”）.2007年前后武汉大学法学院在其原来的“非诉法律诊所”基础上,引入法律赋能概念,设立了“社区法律赋能诊所”,组织学生进入乡村和城市社区,针对农村居民、妇女、老人、农民工、身心障碍者以及基层法律工作者,结合参与式方法（participatorymethods）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培训、法律实证研究等活动.从2011年开始,在武汉大学公益法中心的支持与合作下,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湖北民族学院、三峡大学、黄冈师范学院亦先后设立法律赋能诊所,并且相继召开了“授人以渔：作为接近司法正义新途径的法律赋能”和“创造未来：社区法律赋能诊所建设”等专题研讨会,探索法律赋能诊所这一新型诊所形式在中国移植与发展的可能.
经过上述中外法律院校的实践,法律赋能诊所这一新型诊所形式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下,这一诊所究竟是否具有发展空间,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建设、如何发展,相关的研究与总结还比较缺乏.接下来,本文将结合法律赋能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相关理论、笔者对这一领域相关实践的具体观察,以及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法律赋能与法律诊所的关系
笔者认为,法律赋能诊所这一形式之所以得以出现,并且成为富有生命力、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的诊所模式,除了上述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两种理念共同发展、“里应外合”的历史背景之外,其重要原因还包括法律诊所与法律赋能在目的上相互接近,在气质上彼此契合,在项目内容和特点上有颇多共通之处.
首先,作为一种法律教育模式,法律诊所的初衷是给予法学院学生实践机会,在实践中深入理解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执业能力、了解法律实际运行、培养法律人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而“赋能”理念本身很早就在教育领域得到使用,意为改变学生在教育模式中的被动地位,增强学生的信心和能力,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法律诊所中师生关系更加民主和平等,教学中没有标准答案和绝对权威[4].可以说,法律诊所也是对法学院学生的一种赋能,尤其是法律诊所中常常使用的小组讨论、案例教学、角色扮演、场景模拟等具有参与式特点的教学方法也都是赋能的常用方法.
其次,法律诊所设立的另一个目的是以法学院师生的力量为得不到或很难得到律师服务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10],促进“正义获致”（accesstojustice）,保护弱势群体权利.尤其是在风起云涌的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下,法律诊所不仅单纯地提供专业服务,还开始注重社会变革、法律变革的议题,以人权、环保、女性权利等特色诊所的形式参与更广泛地推动社会正义的事业中去[11].而法律赋能提出的一个背景则是,人们注意到要使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必须改变他们在法律实践中的不利地位,使他们能够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改善他们的权利状况,使他们能够获得经济上可负担、质量上有保障的法律服务[2].因此,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都是为了保障弱势群体权利、促进司法正义、改善弱势群体生活状况、实现普遍的社会正义的尝试.
具体到中国的语境,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相结合亦有其特定需求.第一,中国法治社会尚处于建设阶段,“无讼”、“息讼”、“耻讼”的传统观念仍影响着普通民众在纠纷解决时的路径选择,使得很多人在主张个人权利时不会选择诉讼或其他法律途径[12].第二,中国高校一般将法律诊所设置在校园之中,在必要宣传不足的情况下,部分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民众也会因信息缺乏而无法寻求到法律诊所的帮助,从而加重法律诊所案源不足的问题[13].第三,法律服务具有极高的专业门槛,对于从业人员有严格的要求[13].但是,由于学制的差异,高中毕业即进入法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在学习能力、社会阅历等方面相比进入法学院之前就已至少获得学士学位的美国学生要薄弱；中国的法律诊所教师也多在诊所授课之外兼上其他课程,而非像美国法律诊所教师那样专职授课,因而中国学生获得的教师支持和辅导不够充分.这些限制了中国法律诊所在提供法律服务尤其是诉讼代理方面的有效性.上述原因都导致传统的立足高校、以诉讼为基础的法律诊所在中国的发展遭遇困境,而立足于社区、不囿于诉讼活动的法律赋能诊所就尤其值得在中国法律院校中推广.综上,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的结合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是一种对诊所式法律教育和法律赋能项目均有裨益的创新.这种相互促进的益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法律赋能为法律诊所提供了新的思路与主题.自法律诊所为美国法学院创设以来,其主要活动一般为法律咨询、谈判、调解以及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出庭诉讼.法律诊所注意到弱势群体缺乏足够的法律资源,难以享受律师的法律服务,因此,通过法学院学生对弱势群体当事人提供个案的法律援助.法律赋能的理论进一步关注到弱势群体法律知识、法律能力的缺乏,试图通过提升弱势群体的法律知识和能力,改变其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使其获得自己争取权利的力量.引入法律赋能的概念之后,法律诊所可不局限于个案援助,还可以提供法律宣传、教育、培训和社会发展项目等形式的服务.
另一方面,法律诊所又为法律赋能提供了新的路径与资源.无论是联合国、世界银行还是其他的国际组织均有多种多样的法律赋能路径,比如发展商业权关于商业权的解释可以参见程骞《新兴的联合国法律赋能框架》,载《法制日报》2012年5月29日,第10版.、保护非正规经济中工人权利、开展社区法工即基于社区的、向社区成员提供法律服务,但未受正规法律教育、不具有正式法律执业资格的法律工作人员.项目等.而依赖于法学院学生的法律诊所既可以为这些项目尤其是社区法工项目提供支持,还可以成为社区法工项目的一部分或一种形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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