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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协商民主理论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研究现状尽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党的十八大才首次正式提出,但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协商民主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实现形式、主要渠道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取得一系列学术成果,为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不仅如此,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后,我国学术界对这一全新概括也进行了初步研究.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独特实践

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后,贾庆林在参加北京代表团讨论时强调：“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思想和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一届政协的成功召开是协商的结果,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协商,已经形成一种制度.目前,协商民主已经广泛渗透到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而且在不断丰富和发展.”[1]这就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伟大创造.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就是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独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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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中,刘佳义在界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内涵时,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除了具备协商民主的一般含义外,还具有不同于其他协商民主的特殊规定性,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社会各个政党、阶层、团体、群众等,就共同关心或利益相关的问题,以适当方式进行协商,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作出决策或决定,以实现整体的发展.”[2]（p.204）通过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初步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内涵的轮廓有了清楚的印象.由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党的十八大上第一次正式提出,所以刘佳义在《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所给出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定义,还有诸多值得商榷和推敲的地方.但是,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展开全面而系统研究之际,能够有这样一个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初步界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实际上,早在十八大召开前,学术界就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行了一定的理论研究.例如,李君如在接受《人民日报》关于“协商民主”问题采访时指出：“应该讲,协商民主并不是现在创造出来的,而是我们几十年实践经验的提炼、概括和总结.追根溯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重视协商民主,能够创造出人民政协这样的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也紧密相连.”[3]又如,庄聪生在《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中认为：“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创立和实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创造,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丰富和发展的结晶；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合’思想创造性继承的产物；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4]再如,齐卫平撰文《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内生源简论》指出：“协商民主不是舶来品,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紧密相结合,独立探索民主道路和建构民主制度的创造性成果.在近代中国,选举民主没有生长起来,协商民主则得到较快的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的特殊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政党联盟的反专制斗争形式,构成协商民主生长的社会资源、理论资源和组织资源.中国的协商民主具有鲜明的特色,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载体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5]

由此可见,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认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就是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独特实践.这为我们进一步更好地理解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西方协商民主具有本质不同

要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就需要明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同西方协商民主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李君如认为,“协商民主”这个概念,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一些学者提出的概念,他们意识到选举民主存在不足,好多问题解决不了,便提出要推动协商民主,重视公民对话.我们在研究民主的实现形式时,注意到民主研究的这一最新进展及其成果.必须明确的是,我们在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时,只是借鉴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借用了这一概念,但主体内容是我们自己的经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本质上也是对话和协商,但具有中国特色.而且严格地讲,西方在这个问题上还仅是理论讨论范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已通过人民政协在实践,具有丰富的经验.这就充分说明,尽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协商民主的研究成果,包括借用了这一概念,但主体内容是自己的经验.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同西方协商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西方协商民主中的“协商”（Deliberation）,从词义上看,实际包含着“慎思”（Consideration）和“讨论”（Discussion）两个方面的含义,“协商”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在适当讨论之后,个人依据其学识和良知在对相关证据和辩论进行充分思考的情况下,决定支持某一集体行动的过程.它不仅反对不假思索的决策,更反对为了个人或团体利益而进行讨价还价.从这一意义上讲,Deliberation（或Deliberative）这个单词在此前的译著中,多被翻译成“审议”或“慎议”,意为“审慎地讨论”,这基本上符合“协商”两个方面的含义.但自2001年陈家刚将其翻译成“协商民主”之后,“协商”的译法开始流行起来,而误解也就开始产生.与之相对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行的翻译一直是ChinesePeople’sPoliticalConsultativeConference（CPPCC）.Consultation（或Consultative）意为咨询,这符合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安排中的实际角色和作用,但咨询与西方“协商”民主的理念明显不同.另外,西方的“协商”民主更多的是一种理想追求,属于价值层面的信念；而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明显为实际运行的制度安排,属于经验层面的设计.因此,协商民主中的“协商”并不同于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协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安排中同样包含了一些协商民主所追求的理想因素,正因如此,才有利用中国政治的本土资源和按照中国的政治习惯,将“审议”（Deliberative）翻译成协商的事情[6].实际上,官方对于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译法为“ImprovingtheSystemofSocialistConsultativeDemocracy”.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强调的是“ConsultativeDemocracy”,而西方协商民主强调的“DeliberativeDemocracy”,这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民主形式.

俞可平认为,协商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发达的代议民主和多数民主之上的,它是对西方的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超越.离开这样一个前提去看待协商民主,就可能会偏离历史的真实.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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