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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系方面论文范文素材,与苏步青与浙江大学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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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灵涂炭,他对兄长的思念日渐加剧.到了1948年,他在《寄台湾大哥》一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和处境：鲲南万里旧时居,横海东行正劫余.
永忆联床岁云暮,岂期弹铗食无鱼.
飘零镜里经秋发,点检年来未读书.
净宇回天知有日,行看下泽共驱车.
此外,他还在《游中山公园有怀大哥作（二首）》
数学系方面论文范文素材
两面荷花四面楼,九分残暑一分秋.
偶凭危阁孤山上,欲寄相思几字愁.
客子青春谁得再,高堂白发共生忧.
来鸿去燕年年是,问系天南何处舟.
曾将西子比西湖,千古风流护大苏.
放鹤亭边无鹤放,孤山足下一山孤.
书凭鸿雁秋犹浅,路隔关河望欲无.
待得西风鲈鱼美,直须相对醉千壶.
就在这一年,苏步青还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数学讨论会.为此他赋诗一首：
心似寒泉久不鸣,翻因作客乐行程.
稻残畦上黄金晚,烟合要边碧树平.
燕栋又看经年别,菊篱正放一秋荣.
归来窗下读书夜,灯火小楼初有情.
北上寻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苏步青来到北平.面对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他在《赴北平道上》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北上遂吾愿,客身情感多.
风沙欺白日,涕泪渡黄河.
天远倦飞鸟,地荒余带萝.
故都如梦里,处处听秧歌.
随后他又在《北海》诗中写道：
北海趁清晨,波光净可亲.
荷残初日露,柏护故宫春.
风雨龙蛇在,江山日夜新.
无为见烽火,学作武陵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好像承担过负责筹备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工作.当时竺可桢已经担任中科院的副院长,他在1950年12月9日的日记中谈到这一情况：
与恽子强谈数学所,以华罗庚急于成立所.且自愿担任所长、步青现为筹备主任,但张宗燧、陈建功均不主张步青为所长.最初三强等对于华罗庚亦极不赞同,但近来颇渐了解,故院中近颇属意于华.华又在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写文,故子强意欲余示意于步青,请其自让.晚间与步青谈半小时,渠对于浙大方面担任教务事不甚痛快,又乏书籍期刊,故颇愿来,但以工资太薄为虑.等因此怕不能维持云.（《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235页）
恽子强是恽代英的四弟,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三强即钱三强,当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张宗燧是物理学家,著名学者张东荪的儿子.
从竺氏日记中可以发现,在那百废待举的时代,苏步青居然因为害怕不能维持生活就离开了条件最好的中国科学院,这不仅是个人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科学的一大悲哀.
浙大“三反”
1951年底,所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场人人过关的运动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当作“大老虎”批斗,苏步青当然难逃厄运.
据宋云彬日记记载,1952年2月23日,“苏步青、蔡邦华等交代问题,群众不满.上午拟打给谷超豪,约来余寓商谈.十时许谷超豪来,据谓除苏、蔡外,民盟同志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寿恒等均有大小不等之问题”.（《冷眼红尘》第27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当时宋云彬是杭州市民盟组织的负责人,蔡邦华是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曾代理过校长职务,谷超豪是苏步青的学生,1948年毕业后留校当了苏的助教,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恒寿都是浙大的教授.
3月25日,宋云彬在日记又有如下纪录：“等约苏步青、蔡邦华谈,苏交代问题不老实,五次均未得通过.据谓已经认识错误,准备再作老实交代.蔡仍一味狡赖,谈无结果.等下午五时偕丁零同访王仲侨,谈苏、蔡交代之事.”（同上,第275页）丁零事迹不详,王仲侨是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
3月28日,宋在日记中写道：“晚张劲夫来,为言李寿恒又发生新问题,苏步青未作最后交代,蔡邦华仍一味狡赖.又言陶秉珍于昨日（前夜）用剃刀片割喉管自杀.”（同上,第276页）当时张劲夫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书记并主持日常工作.浙江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出现的过激问题,与他有直接关系.第二天,宋又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赴民盟市分部,与王仲侨谈蔡邦华、苏步青事.”（同上,第276页）
4月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沙文汉与宋云彬“谈蔡邦华、苏步青事甚详,并谓‘三反’学习告一段落后,民盟应即从事发展盟员云云”.（同上,第277页）
从宋氏日记可以看出,浙江省党政领导在“三反”运动中对蔡邦华、苏步青非常重视.
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很快又变成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以宋在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沙文汉副主席邀浙大一部分教授茗谈,对“三反”及即将进行之思想改造交换意见,邀余参加.物理系教授来星北（引者按：应为束星北）首先发言,反映“三反”运动中种种偏向,声泪俱下.彼对此次领导“三反”之孟加最为不满,曾面告孟加：“我很鄙视你,你不配领导‘三反’,更不配领导思想改造!”（同上,第282页）
束星北是李政道的恩师,被称为“中国的雷达之父”.在这次茶会中,苏步青、陈建功、李寿恒等人都发了言.
离开浙大
单纯正直的知识分子本来已经被突如其来的运动整得死去活来,如今又遇上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人难以承受精神压力.所以,宋云彬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还说：“浙大将开始思想改造,领导者鲁莽从事,引起恐慌,机械系教授柯元恒于昨晚留绝命书出走,浙大派人四处寻觅,未得结果.”（同上）
6月6日晚,宋云彬再次赴浙大,“讨论成立一互助小组,专帮助苏步青、王国松、谈家桢做好思想检讨.参加小组者除苏、王、谈外,尚有谷超豪、吴徵铠、吴济民”和宋云彬（同上,第286-287页）.6月13日,浙江大学举行思想改造第二阶段报告会,苏步青、谈家桢在会上先后做了检讨,这才勉强过关.
8月3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下浙江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的情况.他说：“郑石君等说杭州‘三反’中颇有偏差,对于蔡邦华,因沙凤苞说其有贪污共同作弊,所以迄今尚关在文教厅.我昨接杭州杨其泳函,知其犯依法嫌疑被扣押交代贪污,关公安厅.”此外竺可桢还说,浙江大学“理学院数、理、化、生各系均将分散,如数学苏步青去复旦,陈建功到另一校,徐瑞云到师范学院,何增禄、谈家桢等亦将到复旦.这在浙大是一重大损失,回复到卅年前工业专门学校状况等”（《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684页）
据宋云彬日记记载,就在这一天晚上,他出席了浙江大学民盟小组的联席会议.在会上通过了两个文件：一是《思想改造总结报告》,二是《拥护院系调整文告》.为了一致表示对院系调整的拥护,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在第二个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冷眼红尘》第298页）
从此以后,浙江大学回到了30年以前的状况,而苏步青也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浙大.
（本文的苏步青诗词,均引自《苏步青业余诗词钞》,群言出版社199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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