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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访江村
某种程度上,《江村经济》和它背后的“乡土中国”几乎成为费孝通的代名词.自从1936年27岁的费孝通看似偶然地来到江村,写成《江村经济》后,他共26次来到这个村庄,贯穿了他的一生.费孝通晚年时的秘书张冠生告诉本刊记者,特别是1936年初访江村,1957年重访江村,1981年三访江村,更是对应着农村经济和费孝通个人命运的转折点.
江村,现实中的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开弦弓村,原本只是费孝通家乡附近的一个普通村庄,因贯穿村庄的河流像一张拉满弦的弯弓,故得名开弦弓村.1936年夏天,费孝通还在新婚妻子王同惠在瑶山调查时误入虎阱身亡的悲痛中难以自拔,姐姐费达生邀他来开弦弓村休养.此前,费达生已经扎根在开弦弓村复兴了十几年的蚕丝业,成立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是一个当代黄道婆一般的人物,人们尊称她为“费先生”.费孝通来了,村民们也像欢迎“费先生”一样欢迎这个“小先生”.开弦弓村是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费孝通意识到这个地方的典型性：“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这正是他致力于说明的“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经过两个月的调查,他指出：“在开弦弓,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者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如果农村企业不立即恢复,农民只得被迫选择后者.”
费孝通的学生、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告诉本刊记者,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构成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主要论题.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界也有两种主张,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以传统的农村手工业来抵制西方的现代工业；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完全放弃农村手工业,用新型的现代工业来吸收大量的农村人口,使工业从农业中完全抽离出来.而费孝通则在寻求一种中间道路,认为虽然“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压力是目前中国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但是“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都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点在他的江村调查中得到了印证,他创造性地提出“恢复农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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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无心插柳”的江村调研也早早奠定了费孝通的学术地位,他的导师、人类学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这部最终被定名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的论文出版序言中热情洋溢地写道：“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等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他称赞弟子：“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
此后的21年,费孝通一直没有机会重返江村,而到了1952年,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被取消了.直到1957年4月,借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不久前去江村访问,再加上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下马看花”了解农村合作化情况的契机,费孝通第二次踏上了开弦弓村的土地.重逢的热情很快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粮食问题被提了出来.
张祖道是费孝通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后来作为《新观察》杂志的摄影记者曾5次陪费孝通访问江村.1957年是他第一次来到江村,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村里刚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谓“形势大好,问题不少”.费孝通对他的拍摄不提什么要求,就让他拍村子里的生产和生活,先拍两天,有了问题再来.张祖道的问题很快来了,比如合作社里还是保留了一些优良的种蚕方法,但是他也拍到儿童不上学,背着箩筐到处割草来喂家里圈养的羊和兔子,而且河边上的空船很多,没有完全被利用起来.费孝通每天晚上打着算盘给村里算了一笔20年的账：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0%,但农民收入为什么反而下降了呢?费孝通对张祖道说：“问题出在副业上.”拿传统蚕丝业来说,社员养蚕的积极性很高,可是桑叶减少了很多,村里原有的合作丝厂也被日本军队破坏拆毁.费孝通推算,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这时候,尽管费孝通清楚地知道再提“乡村工业”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看到农民仍然被粮食问题所困,还是忍不住旧话重提.6月,费孝通的《重访江村》（其一、其二）就在《新观察》上发表了,反映乡村工业的问题和农村副业的问题,还谈到合作化初期村民的心境.张祖道没有想到,杂志社等候的“重访”（其三）却再也没寄来,突如其来的“反右”大潮吞没了一切.直到1981年,费孝通没再发表过任何学术作品.
1981年,平反不久的费孝通接到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决定授予他赫胥黎纪念奖章的通知,当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老师弗思提出,也许他应该再讲讲江村.时隔23年,费孝通再一次来到这个村子,让他欣慰的是,他发现村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快速增长,其中副业收入占了总收入的一半.在1982年1月张祖道陪同的一次江村访问中,摄影师观察到“改革开放”带来的转折：村里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村民能养羊、养兔.“一家养五六只,甚至十多只,一年从兔子身上就可以得50至100元.”村里不但重建了当年的缫丝厂,还新建了两家丝织厂和一家豆腐坊.1957年是摇船去的,到了1982年,村子正要修一条从庙港经过开弦弓村通向震泽镇的公路.三访江村中,费孝通敏感地捕捉到了一个事实,“乡村工业的发展使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事实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更宏大事实的苗头,表现出了一个费孝通为之鼓舞的趋势——“在开弦弓村所见到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的特殊现象.即使不能说中国几十万个农村都已发生这样的变化,但是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村的共同趋势.”
张冠生认为,1936、1957和1981年的三次江村调查,对应着费孝通人生的大起大落,对这只“麻雀”的解剖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经半个世纪的曲折,费孝通终于等到了自己倡导的“乡村工业”的实现.被土地束缚的中国
《江村经济》即将在英国出版时,费孝通曾询问导师,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好?马林诺夫斯基嘴里吐出一个字来,“Earthbound”,后来又摇了摇头说：“你下本书用这个名字也好.”费孝通说：“Earthbound直译起来是‘土地所限制的’等他这短短的一句话,不是在为我第二本书提名,而是在指引我今后的方向.”
曾为他作传的美国人阿古什认为,更为明确地将调查对象确立为“乡土中国”,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小说家、改良派、政治活动家把注意力转向农村的同时进行的.费孝通的学生、北大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指出,费孝通的“乡土”视野,与近代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叙事有某种继承关系.自清末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明恩博发明乡村“窥视法”以来,基于乡村的中国叙述逐渐成为中国学人看待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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