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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以后,全国性的政治中心陆续向东或向北迁移,襄阳先是失去了军事战略优势,后来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发展,漕运上的地位也受到挑战.所以,尽管明清两代襄阳港依然兴盛,但整个城市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已经开始慢慢落后于苏杭.到了近现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在襄阳设有战场,几乎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不光外地客商全部跑路,本地百姓也伤亡惨重,包括会馆在内的建筑、居民区,在战火中频频被摧毁.
1984年出版的《从零起步的襄樊》一书,描述了新中国初期当地遗留下来的惨状――“整个城市只有一台五千万的发电机,它的动力机还是襄阳军分区在解放战争中的缴获品等”
襄樊本土作家王伟举看到这则材料,第一反应是很吃惊,“这是那个文人雅士反复吟唱、留下无数动人诗篇的襄阳吗?”
“后来想想,那时候还真是穷.”1967年,少年王伟举罹患风湿病,父母带他到襄樊一家医院诊治,沿途景象十分破烂,“就像一个大菜场.”彼时,原本被称为“七省通衢”的水路商港襄阳,在大小报章的报道中常被描述成“偏远的鄂西北”.
后来,直到1970年汉丹、焦柳、襄渝等三条铁路相继建成通车,原本只靠水陆的交通状况才得以彻底改善.
较长一段时期里,襄樊给人留下的印象仍然是“土”.王伟举记得,1970年代他去武汉开会,中间不经意说了几句襄樊话,还会受到同省其他地方人的嘲笑.
不过,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时候,一场由“三线建设”而引发的工业化浪潮在襄樊开始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美苏冷战和中苏关系恶化影响,国家开始把大型工业和军事工业向内地山区转移,襄樊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时很快便成了“三线建设”投资的重点地区.一大批现代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相继落户襄樊.
1969年10月,国家号召大力发展民用电子工业.襄樊市就把几个只会修收音机的五金工人组织起来,扶持他们创办电子仪器厂.后来,国防科工委下属研究所的几个襄樊籍技术员,说服了市领导,决定生产电视机.结果,在1970年9月,还真生产出了湖北省第一台电视机.这比后来的四川长虹还早了好几年.
另一家由605地质大队家属创办的电容器厂,后来转型做计算机外部设备,他们花了好几年时间,研制出了一款宽行汉字打印机.1982年这款打印机被用于中共十二大选票处理,还受到了《人民日报》的点名表扬.
王伟举在他的报告文学《世纪沧桑》里,记录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襄樊盛极一时的辉煌――
先是一大批与电子有关的新兴企业在当地兴建,然后随着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一大批科技型知识分子像倦鸟归巢一样来到襄樊.在“文革”还席卷全国、多数人忙于搞“斗争”的时候,襄樊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知识分子当成宝贝挖了过来.在这里,知识受到了尊重.
根据王伟举的讲述,当时有个叫曹野的市领导,不惜打破僵死的户籍限制,公然承诺“可以给引进的科技人才解决住房、职称、家属户口、子女工作等一系列问题”,一时间,把那些正在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们感动得直掉泪.
一个叫雷成斌的干部曾经历过当时襄樊组织的进京招贤活动,他向王伟举描述说,“我们住在国务院第五招待所,每天都有大批科技人员主动找来,甚至还在招待所门前排起长队”,“这响动弄大了,中组部忙给湖北打招呼,让襄樊注意影响.省委才让工作组从北京撤回来.”
十年耕耘,一朝收获.1982年10月,全国科技授奖大会表彰了襄樊,“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上缴给国家的利税翻了一番多”.1984年,《中国式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的新兴城市》丛书出版,其中,《从零起步的襄樊》以第一本的姿态率先发行.襄樊很快与常州、苏州、佛山、沙市等一起,被媒体并称为“十大新型工业明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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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襄樊人仿佛又重新获得了历史上的那份荣耀.
王伟举在他的报告文学里动情地写到,“在当时的全国人民心目中,襄樊是一座令人向往和尊重、一座令襄樊人自豪并骄傲的城市.”
明星城陨落
可惜的是,这份荣耀后来没能一直持续下来.
进入1990年代以后,整个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襄樊没有赶上这波潮流,很多传统企业迅速走向了没落.
襄樊电视机厂2004年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王伟举跑去探访破产的原因,时任公司总经理的李祖安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
原来他在厂里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收条子”,厂领导通常都会开一个带有特殊标记的条子,让李祖安视情安排：一般来说,如果条子后面带一个点,就说明这是重要关系,得立刻给电视机；如果带两个点,关系就相对次要些,可以拖拖再发货；如果是一个点也没带,就纯粹是厂长碍于情面应付一下,可以不给.
王伟举感慨,“厂长的智慧都用在这方面,哪有心思去谋发展!”
有的企业甚至连市场经济都没等到,自己就先被自己困住了.那个生产宽行汉字打印机的计算机外部设备厂,消失于上世纪80年代末,直接原因是日本同类产品的冲击,背后却有资源调配、生产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等诸多问题.
王伟举曾找到这个厂的老厂长芦殿林.芦殿林跟他说,十二大之后不久,很多中央部门要求订购他们的打印机.可是,当时厂里没有生产模具,所有零件都得靠工人和技术员手工敲打,后来很多单位把钱打过来了,厂里却无法交货.
芦殿林曾几次向主管部门打报告申请铸造模具的资金,但迟迟得不到批复.后来日本同类产品进入中国,做工精,价格低,厂子撑了没多久就倒了.
更糟糕的是,计划经济下的权力滥用还滋生了严重的腐败.
2003年10月17日,《襄樊日报》头版刊出了依法罢免孙楚寅市人大代表资格的消息,文中称孙“利用职权,在为他人提拔、调整职务中,受贿数额巨大,涉嫌犯罪,且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多名女性发生两性关系”.
孙楚寅,自1991年任襄樊市委副书记,后兼任市政协主席,1996年任襄樊市委书记,直到2002年底案发被“双规”.根据媒体报道,孙楚寅案共牵扯到74名当地干部,其中在襄樊市相关单位及县市任职的“一把手”就有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不少当地支柱国有企业,“在这次官场腐败中,几乎‘沦陷’.”
就这样,襄樊在最关键的经济转型期,错过了重要的“黄金十年”.到2003年,百强城市名单中,苏州和常州分别排在了第20和27的位置,而曾红极一时的襄樊,则榜上无名.更让当地人脸上无光的是,同为湖北省地级市的黄石和十堰,也都进入了百强城市之列.要知道,在湖北,襄樊一直是仅次于省会武汉的第二大城市,无论面积还是城市规模.
这时,襄樊市从官方到民间,无论公务员、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城市面临的尴尬.带有官媒性质的《襄樊日报》还专门为此推出了一组题为“对比与反思”的系列报道.
现实生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襄樊的昙花一现,主要得益于开明的人才政策.现在,这座城市面临的尴尬,也正是人才问题.
它不再能够吸引青年才俊,甚至许多本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读完大学后,也都不约而同地离开了.
30岁的聂海锋现在在西安一家房地产策划公司上班,他是土生土长的襄阳人,1999年从襄阳一中毕业,然后到陕西读了大学,学成后基本上没做什么思想斗争,就决定留在西安工作了.
同样选择离开的还有王伟举的女儿,读完博士以后,她留在上海教书.“没想过要她回来,她也不想回来,回来好像也没有特别适合她的工作.”王伟举太太微笑着说.
这并不表示他们不爱自己的家乡.2009年2月,聂海锋把他的拳拳之情写成文字,匿名发表在“东湖社区”的襄樊论坛上,这则两万多字的长帖,里面援引了大量数据和图表,逐一分析了襄樊的不足.半个月后,襄樊市市长李新华看到了这则帖子,把它带进了市政府的办公会,建议“各部办委局的同志们都看一看”.
聂海锋很快出了名,襄樊市的大小媒体都来采访他.但带有官方性质的媒体则在采访后噤声.“后来有朋友悄悄告诉我,帖子里剖析不足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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