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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类论文范文文献,与要在刊物的主题上用心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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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是《党史文汇》创刊２０周年,也是我辞去《党史文汇》主编职务的第４年和退休的第２年.值此之际,主编钟启元一再约我写点纪念文章,起初几次都被我婉言推辞了.我的想法是,我虽然主编《党史文汇》１６年,有许多有意义的感受和体会可写,但大都写过并发表过了,剩下可以成文的东西实在不多了,况且,自己过去的办刊实践,是长是短,都表现在刊物的字里行间了,一看便知,何必再去说呢?要说,让别人去说岂不更好!我把这些想法都如实地跟钟启元讲了,但她并不赞成,并说：这期“《党史文汇》２０年”这个专栏,至少给你空两个版面,你总不能让这两个版面开天窗吧!话说到这里,我也不好再推辞了,但写什么的问题却让我颇费思考,思来想去,便拟定了这个题目.一则,我当主编的最后５年（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的工作,没有发表过文字性的总结,现在写出来,也算是补缺,不无益处；二则,在最后５年的主编工作中,对刊物主题的探索性努力,心得体会颇多,现在用文字归纳起来,留给后来者作为借鉴,也算善举.于是,便围绕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党史文汇》在主题的提炼与表现上所发生的变化这一主题,欣然命笔.
变化之一
办刊物犹如写文章,其质量之优劣,品位之高下,首先在于有无主题,在于主题是否健康向上,旗帜鲜明,对实践有无启发借鉴意义,在于对主题的表现是否科学艺术,恰到好处.总之,主题是刊物的灵魂和统帅,特别是对于《党史文汇》这样的宣传教育性刊物,尤其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在我主编《党史文汇》的１６年当中,始终都很注重刊物的主题,只是后５年与前１１年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变化之一即是从主题分散到主题分散与集中相结合,以集中统领分散.
前１１年的《党史文汇》,每个专栏每篇文章均有各自的主题,同时,每期刊物都有一至两篇主题重大的打头挂帅文章,但对于整本刊物特别是全年的刊物而言,每个专栏、每篇文章的主题,包括打头挂帅文章的主题,犹如相互游离的山药蛋,互不粘连,不成系统,在宣传教育的效果上未能形成气候.后５年的《党史文汇》,一方面继续加强对每个专栏、每篇文章主题的提炼与表现,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增加了一个全年集中宣传一个重大主题的专栏,以及其中的一组系列性专栏文章,并以此打头挂帅,统领起了全年每个专栏每篇文章,形成了一定气候,提升了宣传教育效果.如１９９７年贯穿全年１２期的“新中国的脊梁”专栏系列文章,２７篇１０万多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人,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人,是新中国一切财富的创造者；１９９８年贯穿全年１２期的“真理追求者之歌”专栏系列文章,１７篇１０万多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追求真理是学者文人最可宝贵的品格；１９９９年贯穿全年１２期的“社会主义与新中国”专栏系列文章,２８篇近２０万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２０００年贯穿全年１２期的“百年革命风云录”专栏系列文章,２５篇１５万多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２００１年贯穿全年１２期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栏系列文章,１６篇１５万多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水有源,树有根.《党史文汇》主题方面的这个变化,起源于１９９５年４月纪念《党史文汇》创刊１０周年座谈会.与会者看了我代表编辑部撰写的书面发言稿――《从亲自的经验中学习――〈党史文汇〉创办１０年之检讨》,了解到座谈会的宗旨是请大家为刊物提意见出主意,大家的发言便在祝贺赞许之余,重点放到了批评缺点和提出改进意见上.批评比较尖锐,建议极其诚恳.其中比较多而集中的一条是：批评刊物主题分散,希望以后注意选题的系列化,以增强刊物主题的系统性、集中性和透彻性.这条建议在时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山西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任茂棠等同志的贺信中也多有提及,认为只要有计划地解决好这个问题,确实加强选题的系统性和主题的集中性,《党史文汇》便可在现有的基础上,获得新突破、新进展,好上加好!这对编辑部的同志特别是我这个主编触动很大,便开始对这个问题用心进行探索,并于１９９６年后半年推出一组系列性专栏文章“新中国诞生前后的历史回答”,１４篇８万多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新中国诞生及成长的历史,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意义不容低估.这是我们对刊物主题问题进行探索的尝试和前奏,但却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从而更加坚定了我们进一步探索的信心,于是便有了后来在刊物主题问题上的三个变化.上面谈的是变化之一.
变化之二
选题的系列化,不仅使刊物有了相对集中而突出的主题,而且使刊物的这一主题能够通过成系列的若干选题,充分展开,详尽论述,从广度上具有了统帅整本和全年刊物的起码条件.
但是,不管是选题的系列性,还是主题的集中性,最终都是为提高刊物的宣传教育效果服务的.而要达到这一终极目标,还必须进一步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主题的提炼和表现（即选题的策划等等）,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才能使刊物相对集中的主题从深度和高度上也具有统帅整本和全年刊物的条件.这样的统帅才是高品位高档次的；高品位高档次主题统帅的刊物,宣传教育效果才可能会更好.这是我们在探索刊物主题问题过程中,特别是通过１９９６年后半年组编“新中国诞生前后的历史回答”专栏系列文章的实践尝试,所取得的一项重要认识成果.
基于这个认识成果,我们进一步去努力探索,用心实践,使后５年的刊物与前１１年相比,在主题方面发生了又一个变化,即更加贴近现实,更加深入历史.
所谓更加贴近现实.首先,相对集中而统帅全年刊物的主题,就提炼自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７日至１０日,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在提炼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贯穿全年的系列性主题时,我们便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而进行,于是才有１９９７年“新中国的脊梁”和１９９８年“真理追求者之歌”的专栏系列文章.其次,相对集中而统帅全年刊物的主题,以及表现这一主题的系列性选题,又提炼自现实生活提出的有关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党中央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是一手硬一手软,或者只抓物质文明建设,把精神文明建设弃之一边,甚至把思想政治工作诬为“空头政治”、“精神万能”,为大搞“金钱万能”制造舆论,就是对新中国前２７年涌现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榜样,如雷锋、焦裕禄、大庆和大寨精神等等,也多有微词,什么“苦行僧”、“土老帽”、“禁欲主义”等似是而非之论到处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受到严重挑战.有鉴于此,才有了“新中国的脊梁”这一专栏及其更加贴近现实的主题.似是而非之论源自于似是而非之人.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榜样的似是而非之论,大都来自一些所谓的文人学者.透过这些似是而非之论,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所谓文人学者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丢掉了自己作为文人学者之最可宝贵的品格――追求真理.因此,本刊在１９９７年“新中国的脊梁”的基础上,于１９９８年推出“真理追求者之歌”,目的就是想让鲁迅、李大钊、邹韬奋、闻一多、朱自清等尚未远去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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