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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协商方面论文范本,与中国党际协商的政治过程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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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协商政治协商是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重要的多党合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协商,即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直接进行的政治协商；一类是间接协商,即在人民政协中进行的政治协商.参见郑宪：《中国参政党运行机制》,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82页.

第四,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的个体性协商.在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务院及其有关部委和县以上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领导职务.以国家机构成员名义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有利于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多元化.民主党派成员的专业化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兼职,任顾问或参加咨询机构,也可就某些专题请民主党派调查研究并提出建议,政府部门就专业性问题同民主党派对口协商,在重大决策之前,组织有关民主党派座谈、征求意见等.

这些具体的形式体现了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执政党领导,参政党合作,人民政协提供平台,政府提供政治场域”特征.从不同政治主体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出发,公共政策也呈现“同心圆”的结构化效应.执政党和民主党派之间形成主体和次级主体的区分,执政党是政策制定中协商主导方,党际协商关系及其形态受执政党和民主党派关系约束,民主党派辅助执政党,具有咨询性.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体形成不同层级的利益输入结构：第一,执政党和政府是最重要的利益输入渠道；第二,各民主党派是所代表的一部分成员利益输入的主要通道；第三,社会团体是民众进行利益输入的渠道之一；第四,公民个体形态的利益输入方式.

从利益输入角度来看,执政党和政府以及民主党派的输入渠道是公共政策过程的主要方式.在公共政策议题确认过程中,各民主党派通过已有政治协商路径就某些重大方面事项与执政党和政府进行讨论和协商,但只能提出公共议题,并就多方提出的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没有最后决策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指出,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表现为“正式的会议”和“非正式的会议”在当代中国现实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决定都是通过会议作出的,会议制度的首要政治沟通功能就是决策.其包含“正式的会议”和“非正式的会议”,并且由于政治主体的不同,会议也呈现出会议群的形式.参见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两种形式,会议主体是执政党和民主党派、人大、政府和政协.

执政党通过自身及其附属性团体或组织,作为社会利益联系沟通渠道,在政党支配下的公共政策过程“主要是体制内部发起或精英动员,社会大众更多是作为政策执行者,政党的主要角色就是作为政策动员的工具”[10](P182],影响各民主党派公共政策参与者角色发挥,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的协商关系受诸多事实限制,包括：通过在立法机关中的党员及其机构以及影响立法来实现政策,立法机构中中共党员比例超过50%；各级政府机关和各部门中,中共党员占据领导职位的人员占据大多数；执政党从党纪层面到法律层面都可以对政策过程中的主体行为进行调控和约束；执政党利用自身对各种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的影响优势,影响和支配政策社会影响力和实际效果.

综上可知,公共政策过程中党际协商的基本特点是：党际协商雏形已具,形成一定的协商格局、路径和方式；党际协商过程中,执政党及其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决定党际协商的时间、范围、频度、形式和效果；各民主党派作为协商一方参与协商时,既形成一个相对同一的角色,又各自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作为政党的组织角色有待增强；各民主党派与公共政策主体即政府的联系是间接性的（除政府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外）,与各级政府部门的沟通多采取间接和非正式的方式,缺乏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具体制度路径.

三、公共政策过程中党际协商的限度

政党结构和关系制约政治结构的具体形态,公共政策过程中党际协商具有权力合作特性,中国政治权力的主体,主要是指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这一政党体制中,作为领导者的执政党和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这种政党合作掌握着政治权力不仅与现代社会政治发展一致,也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11](P162].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党际协商格局表明：协商对象在不同政治实体之间进行组织性的传递,先由执政党的中央核心组织进行商讨,后以执政党的名义形成文件；人民政府通过人大批准形成法律或直接形成政策.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党际协商关系形态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还没形成相对制度化、法理化的机制和程序,主要问题有：一是协商范围和具体边界,范围主要指涉及政府公共权力,而非笼统的政治话语；二是如何协商,即协商的制度化和程序化,将一些“可以或应该性”的政治语言规定转化为法律条文,有助于协商的法理性；三是如何保障协商结果的有效性,这和前两条是紧密关联的.党际协商限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政党结构的制度化程度制约党际协商及其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双重形态.“政党的制度化程度越高,政党主动适应环境的可能性越低,程度越弱,主动适应的可能性就越高.”[12](P204]执政党之前的组织化程度较高,但制度化程度较低.由组织化到制度化状态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和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一个社会基本利益格局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社会结构是任何政党制度得以确立和延续的基础.”[13](P133]社会结构变化要求政治结构发生相应变化,“领导和执政相对分离”是执政党应对的权变形态.由于执政党自身是“在一个生活普遍政治化之后,使社会融入国家的交通规则就通过政党体系结构化的方式建立起来等政党体制成为该社会的政治沟通体系”[2](P65],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核心式执政党体系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党际协商带有这种模式化特征.

第二,民主党派自身制度化不足是影响双重“身份”的党际协商效果的重要因素.执政党和民主党派“已被统一进中国政党制度之内,但两者之间的张力仍是客观存在的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民主党派的独立活动这两个方面都是政治生活的良好发展所必需的等这两种需求分别来自社会对于稳定与发展及权威与自由的需求.”[2](P343]相应地,公共政策中党际协商要不断增强民主党派的制度化,建立与公共政策经常联系的制度和机制.民主党派参与协商的过程也是民主政治的运作过程,执政党和民主党派间的互动形态和效果需要三方面的支撑：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人民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党内民主体系的发展.除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外,在我国这样一种非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格局下,与参政党的定位相对应,各民主党派在组织形式上相对而言是比较宽松的.组织形式宽松,操作上虽具有灵动性,但公共政策协商过程中难以形成高度整合性力量以提高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度.

第三,政府主导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具有较强精英色彩,政府内的协商主要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