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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逝去了一个多花甲,历史洗刷了不少尘埃.然而,却带不走人们对长江“三峡工程”的时常回眸,也带不走人们对“长江水利委员会”及首任主任林一山沧桑岁月的深深眷恋,更带不走人们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三峡工程呕心沥血的永久记忆.
说长江三峡不能不说“长江王”林一山
人们知道,长江流域每到特大汛期,从中央到沿江各地的省委、省政府,县委、县政府乃至普通百姓都要被水患、洪魔搅得寝食难安.他们的神经曾一次次地被洪水绷紧.
1949年,国内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中共中央以主要精力运筹帷幄,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也正在这时,长江汛期来临,党中央就开始酝酿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这个事关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长江.而且连名称都拟定好了,叫“长江水利委员会”.
把医治战争的创伤与治理长江水患和洪灾结合起来,同步进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如此心系人民之胸怀,才有如此大的魄力.这一年,虽然没有遇上特大洪水,但由于国民党时期水利严重失修,江汉、洞庭湖、赣、皖、鄱阳湖、华阳河水系以及江淮、太湖水系沿江滨湖均发生了严重的洪水灾害,千万顷良田顿成泽国,广大劳苦大众深受灾难.党中央觉得事不宜迟,决定尽快筹建长江水利委员会,暂归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由长江水利委员会来挑起治理长江水患的担子.
当时党中央已经确定林一山去广西担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林一山本人也已做好了去广西的一切准备.9月,中共中央对林一山的任职作了改变,让他留在武汉筹建长江水利委员会.并委托华中局负责人邓子恢、陶铸找林一山谈话,转告中央的意图.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林一山,组织观念特强,一切行动听指挥.他二话没说,立即走马上任.
这“长江水利委员会”是从国民党政府里的机构演变过来的.早在1935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已成立了“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然而,蒋介石政权一直与共产党作对,哪有精力和财力做此等与人民生息相关的事情；加之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的干扰,因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政绩甚微,形同虚设.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更名为“长江水利工程总局”,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大家晓得,这时候的国民党忙于打内战,根本无暇顾及治理长江洪灾.因此,“长江水利工程总局”同样是一个摆设品.
1950年初,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兼林一山的秘书魏廷铮随同林一山参与了接管.林一山上任后,将在南京的“长江水利工程总局”迁至武汉.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把“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改名为中共中央在上一年初定的“长江水利委员会”.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武汉正式成立.第一任主任由后来被毛泽东称为“长江王”的林一山担任.从此,这位经战沙场的军人便改行当起了长江“大总管”.当时的中心任务是以防洪为重点,着手堤防建设,兴建沿江排灌涵洞,开辟分蓄洪区.与此同时,积极研讨长江治理,为日后更大规模、更加彻底地治理长江水患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俗话说,万里长江之险在荆江.荆江河段两岸平原有耕地2300万亩,人口1500万人,是国家重要的粮棉基地.北岸江汉平原,河堤平均比地面高出十多米,成为地上悬河.因此,洪水威胁,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现实明明白白地摆在人们面前,驯服长江必须首先要治理好荆江.195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林一山的组织和引领下,经过实地考察和认真讨论,编制出了一份《荆江分洪工程计划》.他们立即上报给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尽管日理万机,仍然抽出时间仔细审阅,对这份计划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认为切实可行,嘱尽快付诸实施.
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和湖北省政府的共同组织与领导下,1952年春荆江分洪工程正式开工.部队与地方共出动了30多万劳力,浩浩荡荡地开赴工地.他们奋战了两个半月,以十分神奇的速度建成了一道长达1000余米的大闸.这是新中国在长江上创造的第一个工程奇迹.湖北军民为治理长江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首次提出并力主兴建长江三峡工程
1953年2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在武汉登上了“长江”号军舰,顺长江东去,前往南京视察.接中南局通知,林一山等跟随毛泽东同行.毛泽东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兴致极高,听取了林一山关于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些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治理长江的汇报.交谈中,当林一山说到这些水库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时,毛泽东沉思了一下,立即把地图摊开,指着三峡口子对林一山说,“那为什么不把这个总口子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我看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吧!”少顷,又对林一山讲,“我很早就想这个问题了.”据现有的档案资料记载,这是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兴建长江三峡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的设想.
毛泽东高瞻远瞩,想人民之所想,解人民之所困.在长江舰上还同林一山谈到了向南方借水给北方解决北方地区严重缺水的问题.毛泽东对林一山说,这样做,是从根本上造福于人民.林一山回答道,“主席,可以做到,完全可以做到!”
从“长江”舰回来,林一山兴致勃勃地组织力量,着手布置南水北调工作,以实现毛泽东绘制的宏伟蓝图.同时展开三峡工程的科学调研与论证工作.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少遇的洪水.当特大洪峰涌来时,1952年峻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发挥了关键作用,把灾害控制在最小范围,挽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和几千万亩良田,保住了武汉.尽管如此,长江和汉江干堤仍溃口60余处,损失十分严重.仅湖北省内的汉江平原、洞庭湖区受灾人数就达926万,死亡3.3万余人.武汉市被洪水围困3个多月,京广铁路100多天不能正常运行.
现实非常残酷.它明白地告诉人们,光靠荆江分洪工程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江中下游严重水患的,只有在长江干支流上建设控制性工程,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正是由于1954年这场大水,加快了中央高层领导对三峡工程的研究步伐.1954年特大洪水过去不久,11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3人路过武汉时召见了林一山.他们不谈别的,就是专门向林一山询问三峡工程的规划设计和地质条件等具体问题.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还特别问林一山,“没有外国人的参与和帮助,我们中国人自己能不能单独建设好三峡工程?”林一山由于此前做了深入细致的调研,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于是如实相告：“主席,如果说我们在完成丹江口工程以后,有了经验,我们自己是完全可以建设好三峡工程的.但是,如果现在就建,那就需要请外国专家帮助我们.”
毛泽东等在结束南下视察回到北京后,把长江治理工作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立即召集中央领导和有关人员专题研究长江三峡工程问题.不久,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参与和帮助中国做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价值的宏伟工程.
1956年夏,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武汉.在横渡长江时,毛泽东抒发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浪漫诗情.在接见党政军学各界名流时,毛主席当着大家的面,指着林一山诙谐地说,“我们的‘长江王’来了,欢迎!欢迎!”引得在场者发出了阵阵笑声,大家都注目着林一山.集体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又抽空儿单独召见了他.谈话的主题仍是长江三峡问题.从谈话间,林一山捕捉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毛泽东想将三峡工程付诸实施.这一年,林一山在《中国水利》杂志第5、6期合刊上发表了长达2万多字的《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文章明确提出,“三峡是长江流域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修建三峡水库“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水患”.
1958年月1月11日至22日,党中央在南宁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最后阶段,毛泽东将三峡问题交给与会人员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亲自委托周恩来抓三峡工程.当时,毛泽东伸出4个手指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来抓三峡工程,一年抓4次.”
此后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时,对其第一项中“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以修建的”一句后,落笔加写了一句：“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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