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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类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三个文艺女性,一场时代爱情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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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6;认识到男人的不值得爱,意识到这样的情感方式是如何荒谬――当叙述人“嘲讽”性地叙述一个女人当年莫名的热情时,这是对爱情及男性神话的一次成功解构.《我爱比尔》是全知视角――读者既可以清晰地了解阿三对于爱情那隐匿的热情,也可以看到比尔和马丁的反应――他们的反应与阿三的那种沉迷和不能自拔互为呼应,从而使爱情故事变成了没道理的“心酸”.借此,王安忆以一位文艺女青年的堕落史戳穿了久附在爱情里的空壳和谎言.爱情故事脱离不了身体与性.《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爱情的炽热和专一以肉体的“不在场”完成.肉体没有参与甚于参与――钟雨二十多年来始终把日记本和契诃夫文集（他送给她的礼物）带在身边,临终时要求女儿把契诃夫文集与笔记本一起火葬――与其说钟雨是从精神层面完成了对“他”的爱情的坚守,不如说她是以精神无限强大以至消弭肉体的方式完成了对爱情圣坛的献祭.爱情的神圣性也由此生发：“那么,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
爱情甚于婚姻形式的判断早在五四时代就已经被讨论和认可.陈独秀在与刘延陵关于自由恋爱的通信中说：“自由恋爱,与无论何种婚姻制度皆不可并立；即足下所谓伦理的婚姻,又何独不然.盖恋爱是一事,结婚又是一事；自由恋爱是一事；自由结婚又是一事；不可为一谈也.结婚也未必恋爱,恋爱者未必结婚等”⑧《新青年》的爱情至上观念,动摇的是中国人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念,引导人们对旧有的婚姻与家庭秩序进行破坏与对抗,从而争取个人自由与精神上的解放.把《爱,是不能忘记的》置于现代文学以来的历史语境,会发现它接续的是五四爱情观.既然这种爱情模式其来有之,为什么张洁这部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中,尤其是在新时期以来还会引起那么广泛的争议?因为它具有自己的写作前提.在这部小说发表的1979年之前（“十七年”或更久的时间段中）,当代小说对个人私密情感的关注与讲述几是空白――这是这部对道义婚姻形式进行质疑的小说显得大胆而令人称奇的重要原因.这也正如卢卡契所说：“没有偶然性的因素,一切都是死板而抽象的.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塑造出活生生的事物,如果他完全避免了偶然性.另方面,他又在创作过程必须超脱粗野的赤裸的偶然性,必须把偶然性扬弃在必然性之中.”⑨
尽管林白是以一位女性写作和身体写作而著称的作家,但她书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时却着力于精神层面.《一个人的战争》“爱情傻瓜”的章节中,多米从未讲述过自己与“N”的性爱感受,甚至连接吻都没有提到.她几乎全是在讲述自己对他的思念、对他的沉迷和执迷.无论是从肉体还是从语言多米都没有讲述过她与他的交流――一切都是一个女人的独语.小说书写爱情的悖论也即在此――她痛切地认识到爱情中“精神追求”的可笑,因为她最终发现男人热衷的是年轻女人的“形而下”（这一推断通过她对另一位青年女性身体的赞美完成）.她发现男人只希望她身体里孩子赶快消失,而并不在意她的疼痛和孩子的宝贵.因此,叙述人认为当年的自己很愚蠢.对“精神爱情”追求的后悔,使整部小说通过对曾经爱情经历的嘲笑抵达对“理想追求”的失望.
阿三的肉体经历是重要的,但小说中阿三的追求终归落脚在精神上.小说后半部分阿三事实上已经成为妓女.她不断地强调自己是“不卖的”,以此来表明自己与另一种妓女的不同,但事实上,她与她们并无二致.她既是肉体上的妓女,还是精神上的妓女.她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幸福而卖身,而是为了精神上的需要,是为了与国际接轨.阿三在与以比尔为代表的外国男人的交往中,有着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欣赏和满足,这最终使她经由身体抵达了“爱情”的迷幻感受,她最终享受的是被“西方”接纳的快乐.
精英男人与文化权力
有意思的是,三部小说中的男主角都是“沉默寡言”的,但又都是强大的,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精英人物.《爱,是不能忘记的》中,“他”是共产党人.他有非同一般的魅力,也有对马列主义的坚贞：“他被整得相当惨,不过那老头子似乎十分坚强,从没有对这位有大来头的人物低过头,直到死的时候,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就是到了马克思那里,这个官司也非打下去不可.’”共产党人身份、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结局使男主人公和当时的主流社会所认可、推崇的男性形象相一致――他以对革命和党无限忠诚的形象成为一个可以爱慕者,也获得了当时读者的深刻认同.钟雨爱他,因为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观点,以及他对社会的贡献.在以“他”为对象的爱情面前,女主人公的自我情感和主体意识显得那么渺小：“我从没有拿我自己的存在当成一回事.可现在,我无时不在想,我的一言一行会不会惹得你严厉地皱起你那双浓密的眉毛?我想到我要好好地活着,好好地生活,像你那样,为我们这个社会――它不会总像现在这样,惩罚的利剑已经悬在那帮狗男女的头上――真正地做一点工作.”在这里,个人的爱的表达已然转喻为公共的社会话语的表白,她对他的爱,是男女之爱,更是一个社会人对以“他”为代表的革命信仰的忠贞与坚守――钟雨的爱情说到底是以社会、党和国家的标准为标准的――爱情叙事因为有主流文化的庇护成为神圣的,这样的叙事模式也一度成为当时的女性作家与精英知识分子共享的合法话语.
对文学艺术和主流文化的热烈追求深刻影响了文学青年们爱情对象的选择.《一个人的战争》中,“N”是被希望寄予在国外获奖的导演.年轻的多米认为“N”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第一眼看到了‘N’的身高,第二眼看到了他的面容,第三眼看到了他的气质,他的五官长得跟高仓健一模一样,高鼻梁,脸上的皮肤较粗糙,显示出岁月沧桑的痕迹,他的气质深沉冷峻,简直比高仓健还高仓健.”把他们之间谈论的书名和电影名罗列在一起是有趣的：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查拉图斯拉如是说》,刘晓波的《选择的批判》、《菊与刀》、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伍尔夫的《到灯塔去》,萨特的《理智之年》,索尔仁尼琴的《悲怆的灵魂》,马尔克斯的《族长的没落》.这是一份奇特的西方文化产品清单,是一份西文文化消费主义的图表.这些名字构成了多米爱情的航标和旗帜.当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话题以这些西方文化产品名词构成时,那不只是一个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故事,还是一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权力分布的隐形地图.男人因导演身份而变得“值得爱”,这与西方文化有关的话题因共同深植于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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