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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类论文范文文献,与走向自觉反思的文学理相关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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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真正问题.对此我有一些疑虑.第一,所谓“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去发现真正的问题什么叫“真正的”和“根本的”这样的说法是否带有本质主义的倾向问题总是根植于我们的存在境况和存在经验的,不存在真空中的问题.问题意识扎根于我们的存在现实.因此,一个真实地生活在现实中,直面并能够自由、直率、真实地表述自己的生存经验、生存困境的问题,不用专门去培养什么问题意识,也不必着意地去抓住什么真问题.真实地生活着的人,自由地说话的人,他所感受和言说的不可能不是真问题.一个学者整天在那里寻找真问题、为找不到真问题而焦虑,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滑稽和可悲的事情,这只能说明或者是他的生存出了问题――长期生活在假象中而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和真实身份,或者是他的言说环境出了问题――知道自己的生存、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却不能直面它、言说它,非要去寻找一些可以言说的问题、允许被言说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当然是也只能是假问题！打个比方,这样的人活着是一个迷失了方向、找不着感觉的人,一个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能力人.我相信我们的文艺学工作者真正失去了对自己的生存境遇的真实感觉的人并不多.太多的学者是不能去言说真正的问题.因此,在什么是“真正的问题”被解决之前,我们要争取是一个能够自由地谈论每个人的真实感受言说环境.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言说环境,我不相信我们会发现不了真正的问题,我们还会为寻找真正的问题着急、焦虑.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恐怕不是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而是不能谈论、不能研究真正的问题.
由于谈论“中国自己的问题”牵涉到言说环境的问题,所以,中国的文艺学能否发现真问题这个问题必然和对体制的反思联系在一起.反思体制当然是政治学的任务,是一个是政治学的问题,但是文艺学的问题不可能不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做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们都不可能不感到自己的生活和学术时时受到言说体制的制约.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体系从来就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且以后也不可能不是.学术自由、学术自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建构,没有新时期的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有以自主性自诩的新时期文艺学.所以,没有一个合理的言说体制,要想生产出真正的问题、更不要说创造性的文艺学,是根本不可能的.
90年代以来(准确说是1993年以来,因为这年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民族主义的甚嚣尘上,很多重要的后殖民批评文章,比如张宽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刘禾的《国民性的神话》等等)很多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结的学者常常说:我们不能发现自己的真正问题,是因为我们盲目追随西方,跟着西方鹦鹉学舌.在文论界,此类论调的代表就是所谓的“失语论”.这是一个弥天大谎.按照这个说法,在彻底与西方绝缘的时代,我们应该能够发现和谈论自己的真问题,我们的文艺学,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应该成就辉煌,飞黄腾达.可是,在抵制和彻底拒绝西方理论的反右时期、“文革”时期,我们发现了什么真问题大跃进时期几乎我们的整个民族都生活在谎言和虚假中,他们还怎么发现真问题发现了又如何能够谈论那个时期我们的根本问题难道不是纠正“左”的错误,否定个人崇拜,回到事实和常识可是谁能够提出这个问题,能够谈论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个别人的下场大家都是知道的).而在中国社会比较开放的时期,比如新时期,比如五四时期,我们的文艺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倒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学者们从来没有为寻找所谓“真问题”发愁、焦虑,但是他们谈论的无疑都是真问题.这当然不完全是西方理论的功劳,但是对于我们深入分析和反思中国的真问题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启发作用.
关于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和对话主义
关于什么是本质主义主义的文艺学,什么是建构主义的文艺学,我在《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阐释.这里要强调的是那个文章中未及深入论述的一个问题,即反本质主义的知识论和民主自由的文化-制度的关系.
建构主义文学理论否定文学的本质是实体,强调它是一种语言文化的建构,强调这种建构是一个具体的文化事件,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演绎.作为一个具体的文化事件的建构行为,必然要受到建构者个体因素、社会-文化-历史因素的制约.
文学的本质既然不是实体而是建构,因此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建构就没有什么对错的知识论意义上的绝对标准,即不可能在知识论层面上找到公认的标准,来判定何种建构为真、何种为假――因为这个“标准”本身也是建构,而且也只能是建构,它同样也陷入在历史、社会、文化、权力等等的网络系统中.
指出这点的目的是什么是调整我们的研究范式或提问方式.我们不应该去问:到底那种文学本质观是真理,是对于文学“客观本质”的正确揭示哪些是谬误,是对于文学客观本质的遮蔽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需要和目的、通过什么手段、建构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何种关于文学的理论为什么取得了支配或统治地位,被封为“真理”甚至“绝对真理”何种被排斥到边缘地位或者干脆被枪毙原因是什么这个中心化-边缘化、包含-排除的过程是否表现为一个平等、理性的协商对话过程是否符合民主自由的政治程序和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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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建构主义必然走向对话主义,对话主义同样是对本质主义的反面,对话的必要性本来就来自这样的认识:不存在绝对的、唯一的“真理”,只存在对于文学的各种言说,各种言说谁也不能认为自己的绝对真理,任何关于“真理”的建构都是由局限的,否则就不需要对话.但是对话的另一个含义是:建构主义不等于孤立主义和虚无主义,各种文学言说虽然都不能自诩为绝对真理,但也不是绝对无法对话,甚至也不是绝对无法达成“共识”,只是这个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达成的“共识”,仍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仍然是建构而不是实体,因为对话本身也受到历史的限制,同时,新的关于文学的言说还在源源不断产生,进入对话行列.或者说,我们需要对话,是因为我们无法找到实体化的文学本质,否则我们就可以像举着石头一样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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