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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作品类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建国后十七年的出版体制与文学生产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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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体现,他因而也具备了发现文学新人的敏锐眼光.1956年春天,萧也牧到保定约稿,他看了梁斌《红旗谱》这部书的原稿,立即肯定了这部书的价值：“诗,这是史诗”(16).在萧也牧的热情邀约下,《红旗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成了该社以及“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书目之一.编辑具备发现的艺术眼光,同时掌握在体制内运作的灵活原则,就可以一定程度地促进出版与文学的良性互动.1980年代初期,姚雪垠感慨地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作风上有一股朝气,‘官办’出版社的习气比较少一些.如果是不冷不热地向我要稿,稿子拿到后不紧不慢地处理,拖延一久,气候变化,《李自成》的出版前途就难说了.”(17)像《李自成》这样的大部头历史小说,当时各省市的出版社是不会出版的.而姚雪垠又是一个刚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作家,他写的长篇历史小说能否顺利出版,不单是依靠作品本身的水平,还要依靠三个条件：一是一定的有利时机,二是出版社的出版态度,三是编辑人员的识见和工作态度.正是由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江晓天、文学编辑室负责人阙道隆、社长边春光等人的不懈努力,尽管政治气候发生变化,阶级斗争的弓弦又绷紧了,《李自成》第一卷仍能在1963年8月出版.出版社为了“安全”起见,取消了在《李自成》出书后要宣传介绍,优质优酬的打算,与有关部门专门研究了三条策略性的“限制”办法：一是不宣传,包括不在报上登新书介绍；二是控制印数；三是稿费标准从严、偏低.虽然当时的报刊对这部小说不予评价,但它仍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后来《李自成》第一卷还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在1966年作出“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的指示,姚雪垠因而在“文革”中未受很大的冲击(18).
三
应该看到,建国后出版计划化的弊端也是明显的.1949年之前,私人经营的出版社往往要考虑出书的成本和利润,他们对书籍的选择,是把销路放在首位的.要拓展图书市场,必须注重书籍的质量,精编精校.这种运营方式,虽然限制了书籍的出版种类、数量,但它可以有效地防止书的滥出滥印.建国后,出版与发行分工,出版社只要出书,很快就可收回成本拿到赢利,连卖不出去的书也会有赢利,书籍的积压和报废与出版社无关(19).出书的数量虽然很多,但真正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却不很多.沈从文曾在书信中描述这种情况：“到一个书店去,满架子是新书,问作家有什么特别引人的作品没有.这些书经过些什么选择而印出,情形也混乱,很有些书出来一二年,无声无臭的,就到特价部作二三扣出售了.还有些大本子的,书评也少提起.有的印得多,销路少,积压在架子上和库房里,摆个样子.”(20)这种只管出书、不抓经营的运作机制,使得出版社处于垄断者的地位,失去了内在的活力.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51年成立到1954年年底,共出版新书478种,但创作只有79种,仅占全部新书的16．5％(21).地方出版社则存在编辑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书稿长期积压等较严重的现象.根据文化部1956年对28个地方出版社的统计,这些出版社一共只有348名编辑,能独立处理稿件的编辑,平均每个出版社只有十人左右,很多编辑干部只有高中或初中文化水平,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经验不很够(22).有些质量较高的文稿,又发生几个出版社同时或先后重复出版的现象.像李NFDA7的《不能走那条路》、赵树理的《登记》等,就有几个出版社用几种不同的版本同时出版发行.各出版社之间重复出书,使得许多农村基层的图书室都购买了若干重复书本(23).在这样的出版格局中,整个“十七年”全国平均每年出版长篇小说仅十余部.
同时,受政治观念的限制,主管部门对出版领域监管过严,对文学发展存在不利的方面.在1957年的“鸣放”运动中,《中国青年报》载文说：“许多中国与西方的文学名著无论在新旧书店里都买不到,作家与翻译家却又因出版社长期不印重版书而不满；反动统治时期上海是全国出人出书出戏最多的所在,解放后反而有点萧条.”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往往是外行的行政干部在艺术问题上有着比艺术家更大的发言权等出版社的过分专业化与集中造成它的垄断,编辑的疏忽可以埋没一个作家”,“过分的整齐划一妨碍自由竞赛从而给艺术的繁荣造成损失”,“有权有势的教条主义左右风云不可一世等即使艺术界与社会舆论的态度完全相反,个别领导人也可以把一种意见或一部作品置于死地”(24).对出版界的这种尖锐抨击,可能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但它从出版状况、出版体制以及编辑与作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
针对出版运作的弊端,一些作家也提出了批评.在“十七年”中,那些想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阴暗面的作品,很难有面世的机会,即便是有幸出版了也会遭到批判.对此,有一位党员老作家呼吁道：“是否可以容许我们出版一些不公开发行的‘内部参考小说’呢”(25)萧乾则回顾了1930年代与商务印书馆打交道的情况,他的三本书《书评研究》、《篱下集》、《小树叶》都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是个纯资本主义式的关系”,但出版商替作者服务的意识是很强的,给人“非常尊重作家权益的印象”.另外,还有文化生活出版社,作者与它的关系,“绝对不是单靠版税来维系的,这中间,还有一种可贵的感情”.作为对照,萧乾又举了1949年以后他亲身经历的出版社在经营作风上的例子：出版社约稿时,口气上它时常让人感到是种恩赐；稿子一旦送到它手里,它时常让作者感到的是粗暴；书出了以后,让人感到它对著译者的权益漠不关心.这也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所说的“出版社好像衙门”,副社长王任叔所说的出版界“大一统”的局势.如何使出版社真正成为作家通往读者的一道桥梁而不是关口呢萧乾认为,“单靠端正态度,改进作风是不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得从根本制度上着手一一必须改变出版社实际上处于垄断者的这个客观形势”(26).作者的这段话后来成了斗争的靶子,“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出版商招魂”等罪名集于一身.
在整齐划一的出版模式中,那些受到政治裁决的作家,其作品更是被限制生产、传播的.王蒙的《青春万岁》于1956年9月修改定稿,可是就在准备付印时,作者成了“右派”,这部小说被推迟了22年才得以出版.与王蒙的情况相类似,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捕虎记》本来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即将发排之际,也因为反右斗争开始而停止了.姚雪垠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他是在痛哭中动笔写《李自成》的,他当时没有料到在他生前《李自成》会有出版机会(27).
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中,作家社会地位的变化,同一部作品也会经历不同的传播命运.1952年4月,丁玲对《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略加修订,将书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1954年9月,两年多的时间印数累计近30万册.但在随后的1955年至1957年间,由于丁玲政治境遇的变化,她因“丁陈反党集团”受到批判,该书的发行量即降至4万册.到1957年7月丁玲被打成右派以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书,也在书店与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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