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外交与国家安全

时间:2020-11-24 作者:po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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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防外交产生的前提:危机意识
一个民族的危机意识是其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古语说“居安思危,长治久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唯物辩证法讲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讲矛盾转化,相反相成。矛盾转化是有条件的。人们要把握矛盾转化的主导权,要使自己的行动具有前瞻性,首先要看到发生对立面的可能,看到存在对立面的迹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面临丛生的荆棘、四伏的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看不到,就会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危机发生了还不知道风险从何而来。虽然未必无法补救,但总会显得较为被动。中国又有一句古语说,“万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道理同样也是讲,要依据发生对立面的可能,存在对立面的迹象,想对策,想应对措施,想如何创造条件使对立面发生有利于自己的转化,使自己站住脚,继续发展。“预”是“立”的前提,“不预则废”。作为如此庞大的超级大国,作为在经济、金融、军事、高科技诸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国家,美国当局依然认为,它所处的安全环境动荡不定,充满许多可能变得更加致命的威胁和挑战。危机意识不是杞人忧天或者妄自菲薄,而是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主动性,防患于未然,变以后的被动为现在的主动,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至少减弱其危害程度,以求把握全局,总揽全局。
危机意识是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危机的预期。一个民族的危机意识有两大类,均涉及国家安全:一类是对内部发展构成潜伏危机的预期;一类是对国际环境可能引发的危机的预期。在这两类危机预期中,后一类更引起人们重视。就目前国际形势而言,尽管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仍潜伏着种种不确定因素,包括:
1.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过渡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历史上,国际格局的转换都是大规模战争的结果,而今要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条件下实现,这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在充分认识国际格局可能和平转换的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非和平转换的可能性,充分估计转换的复杂性、曲折性。导致转换复杂化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这些因素的作用。例如,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残余,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愿望转化为保守主义目标,因为这中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2.全球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要改变这种失衡,即使有最理想的条件,至少也得在半个世纪以后才能实现,在这期间,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凭着自己的优势,不会放弃建立全球等级体系的欲望。这当然与多极化趋势相背离。美国认为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对美国继续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威胁。美国要迎接挑战,要把可能出现的威胁消除在美国本土之外。由此带来的矛盾与对抗不能排除。NMD与TMD的建立将会大大加剧这种危险的现实性。
3.多极化趋势未必等同于和平与稳定。从历史的经验看,多极化体系是极不稳定的国际体系。从现实来看,由于传统的“实力—权力”逻辑和冷战思维的存在,多极化过程也潜伏着负面效应。预计在21世纪将有近10个国家上升到大国、强国的地位。在这些国家中不能排除出现新的霸权国家的可能性。霸权国家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同样也不能排除。与此同时,据估计,世界上将有50—60个新的国家分裂出来。此起彼伏的地区性的局部战争将长期困扰国际社会。
4.新科技革命所引发的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无论是军事装备、作战方式、打击能力都是史无前例的。历史表明,军事革新总是意味着新的大规模战争。新的、巨大的打击能力对军事强国具有难以自制的诱惑力;仅作为一种威慑力而不投入实战,不仅历史上没有先例,而且现实生活中也难以令人信服。
5.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会,但由于各自的起点不同、可资利用的机遇及其应对不同,加上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有关国家经济、金融的被动式风险大大增加。尽管国际社会驾驭市场的能力大大加强,但至今还不能免除危机的发生。而一场大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对发达国家可能是伤“筋”,对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是动“骨”,将使它们倒退数十年,其对政治、安全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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