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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方面论文范文例文,与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相关论文目录怎么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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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王国维没有引用这段史料,可能他没有掌握这个史料,这是一个缺失”.周先生所论确系事实.但是,就对于殷、周社会制度的考论而言,唐人魏征的论断不论在哪个层面实际上都难与王国维对殷、周社会制度的论析同日而语.因为,王国维不仅历史地考察了周代统继之法的产生,肯定周代社会制度为“尊尊”、“亲亲”、“尚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突出“嫡庶之法”的形成对于周代社会制度确立的基础性作用,而且断定在周代社会制度确立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意识到确立一种社会政治制度,需要寻求一种客观的、自然的基础或说原则,并认为周代统继之法的确立实即人们权衡“天”与“人”的利弊之后,“定之以天”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使王国维对周代社会制度的考论,不论是历史考察还是理论分析,都已经达到了即使是现代学者也很难再出其右的认识层次.王国维对于周代社会制度的考察,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其结论对于人们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与研读中国古代典籍,均多有帮助.如果仅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的角度来思考王国维殷、周史研究的价值,则可以说,他对于殷、周社会政治制度的考察,实际上论释了中国古代哲学演生、发展的一种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他通过自己的殷周史论,让人们发现了中国哲学思想演生、发展的特殊的历史路径.因此,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特别是注重依据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考察、论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派学者,譬如郭沫若、侯外庐等人的思想史研究,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王国维有关殷周社会制度研究成果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庐先生是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研究用力最勤的学者之一.侯先生在论析“中国国家起源以及奴隶社会的发展问题”时,即曾肯定王国维关于殷、周社会制度差别的论断：“殷、周之际,诚如王国维所说的,是一个变革期,他甚至拿城市文明为标志来研究这个时期.”侯先生也曾直接引用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来论述周代制度的发展：“周之克殷,灭国五十,又其遗民或迁之雒邑,或分之鲁、卫诸国；而殷人所伐,不过韦、顾、昆吾,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昆吾虽亡,而己姓之国,仍存于商、周之世.《书多士》日：‘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当属事实.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侯先生引用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是因为侯先生认为：“商代万方(部落)林立,灭国之盛,于周始见,这说明了在经济上没有分业的基础,就不可能在成熟条件之下使用俘获的劳动力,这点被王国维说出一线痕迹来.”侯外庐先生考察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最具影响的观念,一是肯定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二是以“人惟求旧”与“器惟求新”来论析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发展的特点.关于后者,他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曾经指出：“如果我们用‘家族、私有、国家’三项来做文明路径的指标,那末‘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前者是市民的世界,宿者是君子的世界.”侯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特点的这类观点,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影响深远.侯先生这些观念的形成,得益于他对唯物史观的领悟与运用,同时也是其吸纳王国维殷周制度史研究成果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具体考察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史时,不能不高度关注王国维当年有关殷周制度研究的多种认识成果.因为,中国哲学的演生与发展,本质上都根源于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成立及其正当性的哲学论证,而王国维关于殷周制度的研究,实为后世学人考论中国哲学思想的演生与发展,创立具有现代学术特色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在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准备了认识基础.
传介西方哲学――解析中国古代哲学
王国维在传介西方哲学与具体的解析中国古代哲学方面的学术成果,也值得我们在考察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时关注与重视.
王国维传介西方哲学,目的在于繁荣与发展现代中国独立的学术文化.在王国维看来,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发展经历过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先秦时期,“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可谓“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西汉以降,儒学独尊,学者治学,多尊师说,少有创获,学界特色以“停滞”为著.东汉年间,佛教传人中国,恰当中国学术文化凋敝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隋唐时期,终于使中国的佛教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极盛时期.这一时期可谓中国学术的“受动时期”.两宋时期,道学兴起,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融通合一,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学术文化由“受动”开始走向“能动”.自宋末至清末的学术界,则又回到了两汉时期的“停滞”状态.但是,王国维认为,随着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中国的学术文化实际上正在酝酿着一个由“受动”而进入“能动”的时代.因此,他强调以学术为目的,主张学术不分地域,不分国家,通过传介与吸纳外来文化,以促进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当年,他在考察中国学术界的现实状况以后曾经指出：
知力人人之所同有,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
之所不得解也.其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
者,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
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同此宇
宙,同此人生,而其观宇宙人生也,则各不同.
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
也.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
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
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
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
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
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
可有发达之日欤！
正是基于这样的中西文化观念,王国维在研习与传介西方哲学方面留下大量的学术成果.从现存文献来看,王国维在研习与传介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对康德哲学、叔本华哲学与尼采哲学着力最多,曾经先后写成《汗德之哲学说》、《汗德之知识论》、《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尼采氏之教育观》等重要学术论文；并为康德、叔本华、尼采写作小传,是近、现代中国学术界较早传介康德哲学、叔本华、尼采哲学的学者之一.王国维也曾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斯宾塞、斯宾诺莎、卢梭等西方哲学家写作小传,在中国学术界传介这些西方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王国维在传介西方哲学的学术活动中所形成的大量学术成果,不仅为推进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哲学的深入了解作出了历史的贡献,实际上也有益于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以及与之相应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
王国维根据自己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参照西方哲学的基本观念,具体解析研探中国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也形成了多种认识成果.他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认识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先秦诸子哲学的研究,其二是对宋代哲学与清代哲学的考察,其三是对中国哲学基本范畴的辨析.王国维对先秦诸子哲学的研究主要包括《孔子之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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