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
我现在是他。他是小学教师,住在汉诺威的朗根哈根。他——现在不再是我—
—从来就没有过过轻松的日子。在文理中学,上完初一就不上了。然后又中断了商
业学徒。当过卖香烟的售货员,在联邦国防军一直干到二等兵,又试着上了一家私
立商业学校,但是却没有获准参加结业考试,因为没有初中文凭。为了提高英语水
平,去了英国。在那里擦洗汽车。想去巴塞罗那学西班牙语。在维也纳,一个朋友
试图通过类似于成功心理学的玩艺儿给他撑撑腰板,他才获得了勇气,再次重新振
作起来,在汉诺威上了管理学院,而且毕了业,即使没有高中文凭,也可以上大学,
通过了教师国家考试,现在是教育与科学工会的会员,甚至还当上了青年教师委员
会的主席,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左派分子,在他那个从什么地方的旧货商那里便宜买
来的高背靠椅里梦想着要一步一步地改变社会。这时,他家的门铃响了,瓦尔斯罗
德大街,三楼右侧。
我,这里指的是他,把门打开。一个留着栗色长发的姑娘站在那里,想和我,
也就是和他,说话。“有两个人可不可以临时在你们这里过夜?”她说“你们”,
是因为她从什么人那里知道,他或者说我和一个女朋友同居。他和我回答说可以。
他说:我后来起了一些疑心,吃早饭时,我的女朋友也有些怀疑。她说:“也
只能进行推测……”但是,我们先去了学校,她和我一样也是教书的,但是在另外
一所综合学校。我的班级正准备出发去鸟类公园郊游。就在瓦尔斯罗德附近。在此
之后我们总是还有怀疑:“他们可能已经搬进去了,因为我把住房的钥匙交给了那
个长发姑娘……”
因此他和一个朋友谈了此事,我肯定也会对一个好朋友说的。这个朋友说的话
恰恰也正是女朋友在吃早饭时已经说过的:“给110 打电话……”他(在我的同意
下)拨了这个号码,要求接通BM特别指挥部。特别指挥部的人仔细听了之后说:
“我们将会对您提供的情况进行调查。”他们也穿上便衣做了此事。他们立刻和门
房一起监视楼梯间。在这个时候,他们迎面遇到一个女人和一个年轻的男人正要上
楼。门房想知道他们找谁。他们要去教师家。“是在这里,”门房说,“他住在三
楼,但是现在不在家。”年轻男人后来又回来了,在外面找了一个电话亭,当他正
要投硬币时,被抓了起来,他身上带着一支手枪。
教师在政治上肯定是站在我的左边。有时,他坐在从旧货商那里买来的高背靠
椅里,总是前瞻性地梦想着未来。他相信一个“下层社会的解放过程”。汉诺威的
一位教授在左派圈子里几乎就像哈贝马斯一样出名,涉及到BM,据说他曾经说过:
“他们想用炸弹发出的信号,实际上只是鬼火。”他相当赞成这种观点:“这些人
为右派提供了理由,从而全面诽谤左派的整个丰富多彩的计划。”
这也符合我的观点。因此他和我都拨了110 ,他作为教师和工会会员,我作为
自由职业者。因此,州刑事警察局的几位警官出现在一套住房里,这是教师的住房,
里面有一张从旧货商那里买来的高背靠椅。警官们按了门铃之后,打开房门的那个
女人看上去体弱多病,留着散乱的短发,骨瘦如柴,她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像那张通
缉令上的照片。也许她并不是要找的那个人。已经多次传说她死了。据说是死于脑
癌,这是报纸上登的。
“你们这些猪秽!”她被捕的时候高声骂道。当警官们在教师的住房里找到一
本打开的画报,上面登了被寻找的这个人的一张头颅的X 光照片,这时特别指挥部
才确信抓住的人是谁。警官们后来又在教师的住房里找到了更多的东西:弹药、射
击武器、手榴弹和一个皇家牌的化妆箱,里面装着一枚四点五公斤的炸弹。
“不,”教师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得不这么做。”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然的话,他和他的女朋友就会一起陷进这件事。他说:“尽管如此,我逐渐产生
一种令人不快的感觉。毕竟我过去经常和她持同一种观点,那是在她开始摆弄炸弹
之前。比如,在袭击法兰克福的施奈德百货大楼之后,她在《具体》杂志上撰文写
道:‘总的说来,纵火的不利之处在于有可能伤害到那些本来并不想伤害的人……
’但是,她接着就在柏林参加了解救巴德的行动,当时有一位普通职员受了重伤。
在此之后,她就躲了起来。在此之后,双方都有人死亡。在此之后,她就上我这儿
来了。在此之后,我就……其实我已经想到,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教师,我把他看作是我,现在想把那笔因为拨打110 而有权利从国家得到
的高额赏金,用于即将进行的诉讼,为的是让所有迄今被捕的人都能够得到公正的
审判,也包括在汉堡走进一家时装店而引起别人注意的古德龙·恩斯林,正像他说
的那样,在这种审判中,“将表现出一些社会的相互关联……”
要是我就不这么做。可惜了这么多的钱。这几个律师,席利和其他几个人,为
什么应该从中获利呢?他更应该把这笔钱投入他的学校和其他一些学校,这对那些
他一直关心照料的下层社会的人有好处。然而,不管他将把这笔钱给谁,这个小学
教师总是感到闷闷不乐,因为他现在一辈子都是这个拨打了110 的男人。我的心情
也与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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