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澳大利亚帮
    1966年9 月服满两年刑后，我回到英国。瑞士驱逐我出境，禁止我再次进入该
国。
    我回来时节，伦敦最大的一家赌场名叫“蒙特”，是由弗兰尼·丹尼斯经营的，
他现已去世，从前是艾伯特·迪梅斯的左膀右臂。就在这个时期，艾伯特·迪梅斯
把我介绍给澳大利亚帮，说我是可以同他们平起平坐、旗鼓相当的人物。我可以同
澳大利亚帮一道发财了。他们的诈骗手段更多更妙，我从未想到过。
    一次在大理石拱门附近的一家银行，我们一伙六人进去，同银行职员交谈，其
中一人跑到墙壁那里去小便。所有的人都走过去看他在于什么。于是所有的抽屉都
被拉开，所有的现金不翼而飞。
    另一种办法类似足球队，十个或十一个身体健壮的人，其中包括三四名女孩子，
先后进入一家珠宝店，同店员纠缠、谈话，其中一人去到橱窗那里，把陈列的珠宝
全部偷走。报上每天都在喊：“澳大利亚帮再次来袭。”他们在大白天就把邦德街
上的珠宝店洗劫一空。
    几年前，伦敦西区是个福地。绝对慷慨。他早晨出去身无分文，到九点钟你想
要多少钱就能有多少钱，直到他不想要了。“请自便”。当时没有安全措施的技术。
澳大利亚帮一来，局面大变。
    六十年代，澳大利亚帮大闹伦敦城。“撒小谎的杰克”，从不露真姓名，是个
可爱的人；帕特·伯恩斯，比利·希尔，‘懊大利亚丹尼，“”特里小子“，维·
维利，维·杰米，”豁鼻子休吉“，”公爵“（他已去世，其真实姓名是阿瑟·德
莱尼，他不能算是赌徒）。还有：”黑龙克“，”大花生“，”咬舌儿“，”邮差
杰姆“，”好莱坞乔治“，”矮胖子“，”多话巴里“，他们都在伦敦活动。其中
大多数人都是狂热的赌徒和得钱高手。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都是些忠诚可靠的人，
不像现在。如果有人被逮捕了，需要花些钱把他弄出来，要雇律师，贿赂警察，他
们立刻捐助，拿出他们认为应当拿出的份额。如果把一个毒瘾很深的人养起来需要
三千美元（折合五百英镑），有人会独自拿出四百英镑，收集捐助的钱从无困难。
他们尽管天天赌博，也总要存点儿钱，以备互相帮助。金钱不是他们一生中永久的
目的。他们总是慷慨帮助同伙中破产的人。有麻烦的人。他们是我们所说的”好人
“，在今天毒品泛滥的社会里，你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
    他们当中颇有些人物。“撒小谎的杰克”是我的放大版。他是秃顶，身高约六
英尺，胖乎乎的脸，皮肤光滑，头顶平坦。他还住在澳大利亚，一度成为一名百万
富翁，我们常到他那里去看望他。他的儿子巴里也是个大胖男孩。孩子在十六岁上
就跟着他爸，或跟着澳大利亚帮四处活动。不幸的是，他二十五岁死在曼谷了。大
约二十年前，我在温布莱的拳击场上最后一次见到杰克，他正要去曼谷看他的儿子。
大约一年后，我们听说他死于某种异常疾病。
    公爵阿瑟·德莱尼像是年轻版的罗伯特·雷德福①：金黄色头发，风流潇洒，
衣着鲜艳；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非常英俊，总是出人头地，大家称他“将军”。
他是澳大利亚帮（专偷商店）的首领，是个出色的策划者。
    休吉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他是个典型的内地农村孩子，他家在昆士兰以北什么
地方有一个大农场。他的穿着打扮与模样就像是刚从火车上下来的内地偏僻农村来
的孩子。他总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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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尼克”看起来像个希腊人。他相当高大，胖乎乎，肌肉发达，皮肤很黑，
一头柔滑的黑发。他看起来像是哪个地中海国家来的。
    其余大多数人没有多少特色，在人群中很难辨认出来。也许这是他们屡屡成功
的原因之一。他们是在英国偷商店。搞诈骗最厉害的帮派。当然又要说到，当时从
事这些犯罪很容易，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技术设备，没有录像镜头，门口没有蜂鸣
器，售货员也不警惕。私人住宅没有防盗警报，大门不上锁。那就是三十或三十五
年前的情况了。欧洲大陆比英国警惕更差，因为大陆没有遇上那么厉害的盗窃帮。
    他们需要我是因为看上了我的举止、风度。另一个原因是需要我去引开人家的
注意力，便于他们这一贼帮的活动。再加我熟悉情况，对他们很有用——珠宝店、
旅馆业等等，这些知识都是我们的力量的组成部分。我们从格罗夫纳、希尔顿和里
兹等大饭店都大有所获。所有的珠宝店都喜欢把商品放在陈列柜里。好啦，我们取
走不少。我们先弄清楚钥匙在什么地方——通常是在衣帽间。我们先看着店主打开
放钥匙的地方，随即用什么借口把他调开，然后把钥匙拿到手，于是取走不少。我
们准已偷遍了伦敦所有的大饭店，我们在多切斯特曾打开所有的陈列柜，取走不少。
    那些年，我在赌场认识了所有的帮派首领与一流盗贼。其中要算澳大利亚帮手
段最高明，他们把偷商店的手段升华到了艺术的高度。
    我从澳大利亚帮学到不少骗术。譬如说，星期天上午，我们驾一辆汽车去一家
修车行。
    “车抛锚了。”
    修车行的人从里面走出来。这时，就有个人进去，把钱都拿了出来。
    那就是“修车术”。今天行不通了，因为有了技术手段。
    使假钞。造假钞从不会断绝。今天仍有假钞。你拿一张二十英镑的假钞票，进
一家烟草店，买两包烟或口香糖或别的什么东西，店家找给你十九英镑真钞票。这
种手法已存在多年，所有的人都这样于。我的适应性强，能于多种多样的骗术。
    一天，我们在哈默史密斯市的国王街上进了一家商店，那是一个生意繁忙的星
期六下午。哈默史密斯市的星期六下午就像在举行锦标赛。这家商店的大门两旁有
两个大玻璃橱窗，店的名字叫海因兹。两个大橱窗里各有数以百计的指环、耳环、
手表、怀表、项链、手镯。澳大利亚帮里有个孩子长相像是印度的童子军，被派去
探路，回来说：“搞清楚了，有八个人。”
    这样，就必须去九个人。其中的一个被叫做“动手的”。八个对八个，剩下
“动手的”偷偷摸摸地进去不让人看见，这并不难。不管怎么说，我们给他来个席
卷一空。我走进商店前，发现橱窗里陈列架上放得满满的，简直不留空隙。
    大约五分钟后，我从眼角看见“动手的”（他的真名是基思）进来了。趁我们
都在吸引店员的时候，他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过往行人众目睽睽之下，像正在收
拾行李一样，把橱窗里的陈列品统统收拾进一只箱子里去。他常对我说：“莫里，
不必担心那些糊涂虫。”糊涂虫就是那帮直心眼的店员。因为他穿的是一套蓝色制
服、白衬衫，任何人在橱窗外看进去，都会以为他是本店店员在重新布置橱窗呢。
    不管怎么说，他提着两只装满珠宝的手提箱走出来的时候，我禁不住要笑起来。
真叫人难以相信。我走出来，见到橱窗内空空如也，连一块珠宝首饰都没有剩下。
    我同一个名叫彼得的小家伙驾一辆车，其余的人驾着各自的车。我们在兜圈子。
我对彼得说：“听着，我想看看后来怎么样了。”这不是惟一的一次，几百次都有
了。警察当然知道有了澳大利亚帮，但他们不知道这帮人要去光顾哪一家商店。因
此我们驾车回转去，我把车停在那家珠宝店的马路对过，我只能见到一出哑剧。听
不见说话，但我一见到两个空橱窗就想笑出来。我见到所有的店员包括经理在内都
在店门外望着橱窗发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砸砖头，也没有人扔炸弹。就
这么着，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下午，大白天，下午三点钟，橱窗内的珠宝一干二净。
我能想象出会有这样的对话：“罗斯，你把货品从橱窗里取出来了吗？”
    “没有，先生。”
    “杰姆，是你取的吗？”
    “没有，先生。”
    “罗来，是你取的吗！”
    “不，没有。”
    “啊，所有的珠宝都不见啦！”
    我同澳大利亚帮合作多年。我同他们去世界各地作案，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在
内，那一年是1980年。我们在巴黎作案，在苏黎世、日内瓦、安特卫普（比利时）、
巴登．巴登（德国）作案，巴登—巴登是我很喜爱的城市。我同他们还在加拿大作
案，总有十多个国家。
    我同澳大利亚帮合作的头一桩买卖最使我好笑。我因为常年赌博，一次在萨里
郡一家名叫贝尔蒙特的精神病医院住了一段时间，隔壁病床是个真正的精神病人，
他自以为自己是希特勒。
    《世界新闻》专门报道犯罪活动的记者来采访我，建议写一部纪实小说。他了
解我的全部情况。为此有一天我们一道去了伦敦。我必须在晚上某个时间回医院。
    我坐火车到维多利亚火车站，买了一份《晚报》，看见有报道说，在骑士桥比
彻姆广场开着一家珠宝店的塞利娜·琼斯夫人（她的父亲是勋爵）将在布洛姆普顿
拱顶走廊（靠近斯隆广场）举行一次香槟酒会。我心中琢磨：“是不是可以……”
于是，我便同澳大利亚人接触，把这个机会告诉了他们。
    公爵阿瑟·德莱尼，同他的一伙人住在摄政公园的“白宫‘。他是个干净利落
的小矮个。他惯于吹嘘他的业绩，自称是”世界第一赌王“，过去人家是这么称呼
我的，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不去管它了。
    我们一共十个人，不请自去。香槟酒会上展出价值数百万英镑的钻石与珠宝。
去的澳大利亚人各色各样，其中有女孩子有中年妇女，都是“于活的”。她们抵达
后不久，一块钻石或一件珠宝也见不到了。一颗也不剩。所有的展柜，所有的成排
成列的钻石珠宝通统不翼而飞，而酒会仍在进行。
    我出来乘一辆计程车到“白宫”去见阿瑟。我敲了敲他住的套房的门。
    “进来。”
    我进去，见到一幕永不会忘怀的景象。公爵同一个姑娘，两人都一丝不挂，躺
在床上，两人之间，堆着一堆钻石和珠宝，那都是勋爵的女儿在她的珠宝店展出的
展品。
    澳大利亚帮通常都是成帮结伙地来去，一伙十人，干一两个月的活，把钱寄回
澳大利亚，然后回家休息。
    我还是玩我的赌。到了夜里，就该把白天的进项花出去了：一千英镑，一千五
百英镑，两千英镑，三千英镑，不管有多少。请记住，我只是一伙中的第八个或第
十个人，所以，你可以算计一下我们一伙人进项的总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
第二天上午，我常常连“打的”的钱也没有。
    “你的钱上哪儿去了？”他们问我。
    “我丢失在赌场了。”
    那时我每天晚上去伦敦的“殖民地俱乐部”赌场，一天不漏。这是全伦敦最好
的赌场。再也没有第二家可以与之相比了。
    我被认为是西区最有气派的人。我不被人称呼“秃头莫里”的时候，人家尊称
我为“伦敦上流人莫里”。
    我是个顶尖的“喷气客”。我走在大街上，穿的是派奈特牌皮鞋，特恩布尔牌
或阿赛牌的衬衫，亨茨曼牌的套服，那是伦敦最好的裁缝店，做一套西服要等十个
月。
    这种款式也有偶尔被打破的时候。举例说，我曾经身着锅炉工的工作服，周围
都是收集垃圾桶的垃圾工，在利希尔监狱推了九个月的运空垃圾桶的手推车。“伦
敦上流人莫里”这一称号有一个时期便变成了“旺布尔莫里”。从前在里兹赌场、
卡尔顿赌场、巴登一巴登赌场同花花公子、“喷气客”周旋应酬的我，成了推垃圾
桶的垃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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