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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长时间都无法理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我才想起来在自己政治生涯的
开始阶段我对报刊上各种各样的文章曾有过的反应。但我逐渐学会了分辨自由的社
会观点和拙劣的“定制文章”。我这些年一直处于公众政治生活当中，而普里马科
夫却不是。他不可能很快就改变自己对待媒体的态度。作为曾经多年在《真理报》
工作并经受过旧的苏联体制磨练的记者，在每一篇文章中他都会读出某种复杂的阴
谋、某些潜台词以及来自政治对手的威胁。我没办法跟他解释。从最简单的逻辑出
发，要想解释也是不可能的。他需要用时间和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来克服其自身的障
碍。
很令人悲伤的是，普里马科夫无法摆脱陈旧的模式，无法摆脱读报纸时的沉重
感和神经质。可对于这一切我都曾努力地去容忍过，当我暂时还……
他还没有收起装有记者们文章剪报的“特殊文件袋”，又掏出了另外一些东西
———用公文回形针别在一起的几页纸。“请读读这个。”我便开始看。这是一份
状告某位级别相当高的官员的匿名材料，指控他侵吞国家财物、贪污、从事非法金
融交易以及犯了其他一些小罪状。
我问道：“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我们来搞搞清楚，这是些什么样的事实？
您绝对相信这些材料吗？这些材料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材料是特工机关准备的，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当然，还需要核实，可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
个人为什么没有被绳之以法？要么这些都是推测？要知道任何人任何事都可能被诬
陷。”普里马科夫对我所做出的反应并不满意，他收起了这份材料。
类似的场景出现过不只一次。看来，普里马科夫的桌上有很多这样的“材料”。
最终我厌倦了这种事。我决定对普里马科夫提供的其中一份“材料”进行核实。
这件事同卫生部副部长米哈伊尔。祖拉博夫有关。普里马科夫那儿有一份匿名
材料，他引述了该文中的一些话：祖拉博夫简直就是个匪徒，他与高加索的犯罪集
团有牵连，诸如此类。（事实上，正如后来所查明的那样，这位年轻的副部长由于
行事不够谨慎而触犯了制药行业的黑手党，并对其造成了压力。）普里马科夫召见
了副总理瓦连京。马特维延科，要求立即解除祖拉博夫的职务。
我请普京核实这些说法。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我拿来了联邦安全局对祖拉博夫所
做的合乎客观事实的调查材料，该份材料由联邦安全局经济安全分局资料库提供。
两份材料的差别之大，让人感到震惊。普里马科夫那份“材料”中的陈述是完全颠
倒黑白的。
例如，联邦安全局的文件中写道：未确定祖拉博夫同高加索民族犯罪集团之间
有牵连，而在普里马科夫的“材料”中却写道：怀疑他同达吉斯坦犯罪集团有关；
在联邦安全局的文件中写的是：未确定他从制药公司收取贿赂的事实，而在普里马
科夫的“材料”中却是：怀疑他收取贿赂。两者的差异是如此之大。
祖拉博夫的确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是一位能干而有头脑的专家。在他成为总
统社会问题顾问以后，我和他更加熟悉了。现在他担任俄罗斯退休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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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我也弄清了集中在普里马科夫桌上的那些诬陷材料的炮制过程。很遗
憾，商业机构找到了同联邦安全局以及其他特工机关中某些有不满情绪的工作人员
打交道的途径；一些被这类部门解雇了的人员也就靠这种勾当赚钱。用这种方式给
竞争对手或不合心意的官员编制一份“材料”不会有任何困难。
看来，此类联邦安全局官员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为数不少，他们向普里马科夫
提起类似的控诉，而且还用不着费劲去找证据。虽然普里马科夫在政治上非常小心
谨慎，但他还是相信了这些控诉。他没有想到有人会为这些“揭发材料”支付很高
的酬劳。像他这种由苏联内务机关培养出来的领导人的多年工作经历就在这里体现
出来了。
被联邦安全局解雇了的官员们不仅向普里马科夫提供诬陷材料，而且还经常到
总理那儿去抱怨普京。在联邦安全局局长面前，普里马科夫仍然不知不觉地摆出一
副特工机构长老的架子，好像在表明他的年龄更长、经验更丰富。简单些说，普里
马科夫还是一副领导的派头。普京对他怀有敬意，但并不容许他因年龄和地位的优
势而做出出格之举。普京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可是仍然出现了误会。
例如，被普京解职的联邦安全局的一些将军想出办法使普里马科夫相信，对他
以及他的家庭成员都实施了监视。普里马科夫立即打电话给普京，要求取消监视。
一向冷静稳重的普京回答得非常激烈。他宣布说要即刻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
将马上立案；他还要求说出消息的来源。
指控是荒谬无理的。他们怎么可能监视政府首脑？怎么可能跟踪一个无论走到
哪里都受到周密保护的人，而且此人的安全是由强力部门———联邦警卫局负责的。
总之，如果这个人的每一个举动对大家来说都不是秘密，那又何苦对他实施监视呢？
普京坚持正式调查，普里马科夫却改变了主意。不过他仍旧认为这一荒唐的指
控是符合实际的。
这一事件同所谓的“联邦安全局清洗”有关。很显然，有人向普里马科夫汇报
说，新任联邦安全局领导人在收拾老工作人员。普里马科夫不只一次地对我说，普
京把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解了职，在“内阁”领导层中全面安插“很嫩的”、没有经
验的彼得堡人。最后，我要求查清这个问题。
普京请求我同意安排普里马科夫在总理办公室与联邦安全局的全体领导干部会
面。他们见面了。让普里马科夫惊奇的是，几乎所有干部都是他熟悉的面孔。大部
分副职还留在原位上。在这次令普里马科夫记忆深刻的会面之后他多少缓和了对待
联邦安全局的态度。
只要仔细分析一下类似的情形，一切便都清楚了。看来，普里马科夫怀疑别人
会对他采取一些在他自己看来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体面的手段。
但我很长时间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大国的总理，一个有头脑的、充满智慧
的政治家在同我进行这些谈话时表现得就像个带有旧式作风的干部。如果当时我对
普里马科夫这些习惯听之任之，那么很快他就会在其“材料”以及对谁是敌人谁是
朋友所做的主观判断的基础上改变我们的政治和金融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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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态度坚决地奉劝普里马科夫既不要理会自由派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的批评以
及报纸上尖刻的文章，也不要理会有关特工机关可能搞阴谋的传言。“我———总
统，支持您。这是最主要的。”我对他讲。
直到那个时候我都觉得，他还能接受我的话，至少他试图理解我的意思。
正是在一九九八年秋天的时候，政治精英们产生了这种感觉，总理正在悄然夺
取总统的全权，正在努力把驾驭国家的方向盘攥到自己的手里。普里马科夫越来越
频繁地同重量级的领导人物们会面，而按照宪法的规定，这些人只有向总统汇报工
作的义务。他竭力把对外情报局中的亲信安插到四处，担任第二把手，即副职。报
纸上开始写道，总统周围的人把我“出卖”给了普里马科夫———例如他们这样写
：总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似乎都同普里马科夫谈妥了，将来他们会留任，因此他们
平静地注视着所有权力从总统手中消失。
对于这些传闻我的反应非常平静。我不怕任何“成不了气候”的骚动。对于我
来说，最重要的只是普里马科夫和他的政府是否维持政治上的停顿（这将有助于经
济摆脱危机）。
新政府的口号———“按照力所能及的条件生活”和“生产和购买国产商品”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政府所做的有助于经济的行为就在于新总理使经
济保持了平稳。
社会问卷调查显示，对普里马科夫的信任率仍然很高，而且很稳定。
不管普里马科夫愿意不愿意，他都在帮助我达到主要的政治目的：把国家平稳
地带到二０００年，带到选举。然后，正如我当初所考虑的那样，我们一起寻找一
位年富力强的政治人物，把政治接力棒转交给他。为他提供出发场地，帮他挖掘自
身潜能，并且用同样的方式帮助他赢得大选。
再次生病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一日我乘飞机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访问。
还在头一天晚上我的体温就升到了四十度，第二天早晨医生们把它降下来了，
但很明显，我的状态不太好。医生们初步诊断为气管炎，并开始给我注射抗生素。
奈娜和塔尼娅劝我不要出发，但我又一次没有听从家人和医生们的劝告。推迟
访问是不可能的，更何况都到了最后一刻。如果我认为有必要，那么，就像运动员
们所说的那样，哪怕“咬紧牙关”，我也会飞到底、走到底。
从飞机降落在塔什干机场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更难受了。当时纯粹是靠意志
力在克服虚弱。
在此，我一定要感谢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要是没有他细致入微的关心
和对当时情况的洞察，我不知道这次访问将会怎样收场。我还记得，在隆重的欢迎
仪式上，就在铺着地毯的检阅道上，面对仪仗队和无数的电视摄像镜头，我眼前突
然天旋地转。头晕。就这么不是时候！幸运的是，伊斯兰。卡里莫夫就在旁边，他
迅速地把我扶住，我转瞬之间就清醒了过来。
医生们继续使用强力抗生素替我降温。我再次感到呼吸困难、虚弱、胸口灼痛，
只觉得整个世界又变得摇摇晃晃、轻飘飘的。但我还是从塔什干飞到了阿拉木图，
按照计划将在那里进行接下来的访问，同努尔苏尔坦。纳扎尔巴耶夫会晤。由于我
的病情，会晤只得按照被压缩后的方案进行。而后，在医生们的严密监护之下我回
到了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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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任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亚库什金向记者们宣布：总统这一周都将在戈尔
基度过———医生建议他卧床休息。
十月十四日，我不顾医生的建议起床去了克里姆林宫。我的出现对于媒体、杜
马和联邦委员会都是一个意外。十四日和十五日我进行了几个重要的会见。
这些会面本来都是计划好了的。但所有人都清楚，总统生病了。本周的安排已
经被取消了。而就在两个小时之内，我的助手们又重新召集了所有被邀请的人来克
里姆林宫同我见面。
后来我明白了，我没有做错。因为这些天里我的每一举动都有非常重大的政治
意义。
就在当天，十月十四日，联邦委员会讨论了“有关全俄反抗行动的结果”的决
议草案。例如，决议中有下面这些话：“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在职
的每一天都是对俄罗斯国家体制的威胁。”这项决议建议总统“立即主动辞职”。
当时，地方领导人只差十一票赞成票就可以通过这个决议。
十一月初杜马议员已经在审核“有关俄罗斯联邦总统健康状况的医疗鉴定”的
法案了。
杜马仅差五票赞成票就能通过这一法案。
有人早就想以健康为由迫使我辞职，这在法律程序上差一点就获得了成功。
为了弄清楚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秋天时国家杜马议员和联邦委员会左派议员们情
绪的激化，有必要稍稍往前追溯一下，回到任命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
科夫为总理的那一时刻。开始的时候，议会的左翼党团兴高采烈地宣布：“我们成
功地组建了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但政治幻觉的迷雾很快就消散了。议员们明白
了，他们想要篡改宪法、限制我的总统权力的企图再次失败。而且，政府中存在的
“红色派别”( 马斯柳科夫、库利克) 以及普里马科夫本人的态度使他们不可能有
所动作，也不可能公开地批评政府或是要求内阁辞职。所以他们需要另外找一个释
放出政治气体并且使狂热降温的阀门。在关于对我进行强制性体格检查的法案没有
获得通过的情况之下，他们又立即开始寻找使互相之间的关系对立的其他借口。
十一月四日，星期三。退役将军阿尔贝特。马卡绍夫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附
近的集会上许诺“将携数十名犹太人一同到另外那个世界去”。这一言辞成了以后
所有事件的导火索。当天晚上，全体还保持正常思维的议员们在杜马召开会议，要
求以反犹太主义为名给马卡绍夫定罪。议员们讨论来讨论去，最终拟定了一个非常
宽容、几近温和的“关于禁止使俄罗斯联邦境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复杂化的言行”
的决议。然而它也没有得到通过。
反犹太主义———就像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一样———是一种非常恐怖的罪行。
但是，我绝对不相信它在我们的社会和人民中存在很深的根源。当我们的生活变得
更加平静、稳定和富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被逐渐淡忘掉。
第二天我发表了官方声明。
“任何侮辱民族感情、因民族特点而限制公民权利的尝试都将依据俄罗斯宪法
和其他法律被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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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们的最高检察院马上就慌了神。根据司法部的请求，他
们好歹开始审查反犹太言行是否有悖于宪法原则。可是对一位受到尊敬的人士、一
位议员进行审讯有些不太方便。最终，斯库拉托夫所领导的最高检察院没有在马卡
绍夫的言论中发现犯罪嫌疑，此案就此结束。
那年秋天，十一月二十日，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斯塔罗沃伊托娃在彼得堡
被刺杀身亡。这个悲剧性的事件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对于我来说，多年来一直活
跃在公众政治舞台上的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简直就是正直品格和人文精神的化身。
她忠诚于我们共同的理想。她不可能妨碍任何人，在政治上她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
义者。那又是谁杀害了她呢？狂热分子？一九九八年末到一九九九年初左派的嚣张
气焰达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某些左派极端分子完全有可能参与谋杀。这引起了
普遍的犹豫和惊慌，甚至使某些人产生了恐惧感。
我一直都在关注着这起案件的侦破情况。如今，它已经过去很久了，可我仍然
非常关心。我的桌上放着内务部的材料，上面注明的日期是二０００年七月四日。
现在正在对三条主要的线索进行调查。当然，我并不打算去裁定它们中的哪一条对
逮到谋杀者更有帮助。我只是希望能尽快将罪犯绳之以法。
局势变化得非常迅速。很显然，他们打算进一步激化矛盾。
他们可不是在开玩笑。
要求整治叶利钦周围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十一月中旬杜马弹劾委员会举行会
议。议程中的第五项是“俄罗斯民族的种族灭绝”。发言人是维克托。伊柳欣议员。
他又一次叫嚣着“欧洲的阴谋”、“我们需要能代表俄罗斯利益的政府”以及“西
方特工机关对叶利钦施加了很大的影响”等话语。
最高检察院拒绝从法律的角度对伊柳欣的言论做出评价。
十一月底的一天，瓦连京。尤马舍夫来我这里问道，对于他下面的这个想法我
的态度如何：“我离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让博尔久扎来接替我，同时保留
他安全委员会秘书的职务。”
当然，这个决定是合乎逻辑的。是的，对普里马科夫的任命在战术上是一个胜
局，它为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了可能性。然而，无论如何，在公众的眼里它都是总统
的巨大失败。十月份和十一月份的形势清楚地表明，反对派做好了下一步的进攻准
备。他们甚至想限制宪法赋予总统的全权，而且，州长们出于某种考虑，可能会支
持其举动。在这种情形之下，总统的权力需要得到强力的支持，哪怕只是在表面上
显示一下。当他们再次企图解除可恶的叶利钦的职务时，如果后者躺在医院里，那
么他们就很容易用拳头敲着杜马的讲台，在红旗的引领下把游行队伍拉到广场上。
如果在总统的旁边出现了一位上将的身影，而且此人同时把国家两个最重要的职位
———总统办公室主任和安全委员会秘书———集于一身，想要这样做就困难多了。
丘拜斯和尤马舍夫时期的总统办公室是一个非常理智的班子，在政治上一直保
持低调的姿态( 顺便说一句，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种方式最正确).但是，在如今
这种矛盾激化的时候，这样的变动对办公室有明显好处。
可我还是要了一个星期的暂停。不知为什么我总是不太喜欢这个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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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便明白了这是为什么———对博尔久扎我存有疑虑。这位年轻的上将不
久前才接替安德烈。尼古拉耶夫成为边防局局长。而后他又被请去领导安全委员会，
在克里姆林宫工作仅三个月，才开始习惯新的职位，这次又要实现仕途上一个很大
的飞跃。
尤马舍夫使劲地说服我：“我们只需要换一下办公室的牌子。博尔久扎是一个
真正的知识分子型的军人，其世界观更接近年轻的一代政治家，而不是将军们。他
早就表示同意，开始时会同我商量，以后再视情况而定。”
“我哪儿也不去，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实际上我将一直和您、和博尔久扎
站在一起。”他说。
所有这些暗自设计的办公室新旧主任相互作用的方案都没把我说服。可我还是
同意了这个建议。这完全不是因为受了尤马舍夫的影响，而是出于别的原因。
一年过后，这位人物确实出现了，并且很受欢迎———当然，我指的是普京。
但这是在过了一年之后。而我那时却带着无比的遗憾同意了尤马舍夫的辞职。
尤马舍夫没有哄我。辞职之后他一直在我身旁，像以往那样协助我……如今，
在我辞职以后，我们仍然保持着朋友关系并且继续一起工作———写这本书……
十二月五日，瓦连京。尤马舍夫带着几个命令来到戈尔基九号：关于他辞职，
关于把安全委员会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两职合并，关于解除他几个副手职务。
十二月七日，我到克里姆林宫待了三个小时以便签署这些命令。这样，前联邦
边防局局长、安全委员会秘书、真正的军人、年仅四十岁的上将尼古拉。尼古拉耶
维奇。博尔久扎出现在了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
……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叫来了尤马舍夫，并对他说道：“瓦连京，您肯定
没错？不知怎么的，我对博尔久扎还是没有感觉。”
尤马舍夫很惊讶。看上去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博尔久扎竭尽全力，试图成为
统领。但我一开始就感觉到他有点不妥。
后来我想清楚了，到底这位博尔久扎有什么不妥。作为一名在森严的军队体制
中一路高升的军官，他不太了解现代政治生活制度，更体会不出其微妙之处，觉察
不出水下的暗流。在他看来，办公室主任的所有工作都是不合逻辑、无章可循、稀
奇古怪的。……他有些不知所措。
博尔久扎产生了真正的双重人格。内心的紧张折磨着他。我也察觉到了他在这
方面所受的束缚。
生活就是这样。我凭自己的经验了解得很清楚。再怎么坚定刚毅的人，哪怕他
拥有非常棒的体魄，当他身不由己，并且长期承受精神负担的时候，他就会得病。
在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上没待多久，年轻的边防将军的心脏就出现了问题。
惟一能使博尔久扎觉得舒服的人就是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
博尔久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后者的思维方式，以及后者使自己总处于高度秘密状态
之中的做法。当我同总理的关系复杂化之后，博尔久扎终究没能坚守住自己的立场。
我们曾经走过许多弯路，也曾经被撞得头破血流。最艰难的事件，就像一九九
三年那样，就是有时社会不得不为了证明这一体制的正确而付出昂贵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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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的选举之后我完全明白了：总统办公室的职能应该有所变化。如果
在一九九一年之后我主要把它看做是管理机关和某种监察机构，那么在一九九六年
之后它就开始扮演智囊团的角色了。“分析小组”工作仍旧继续，只不过现在它所
制定的不是选举前的战略思想，而是国家的发展体系。
从这个时候起办公室制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法规，拟定了税收和土地法典
的几套方案、改革国家体制的构想、国家建设的改革设想以及许多其他文件。也正
是从这个时候起办公室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准备总统每年致联邦会议的咨文。在
丘拜斯、尤马舍夫和后来的沃洛申时期，参与制定这一确立国家未来一年发展方向
的国家级文件的不仅有官员和某些决策人物，而且还吸纳了许多优秀人才。参加该
咨文拟定工作的还包括所有部委和一些研究机构。
办公室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制定最重要的构想、发展战略和政治战术的指挥部。
一九九九年夏秋，在亚历山大。沃洛申的领导下，总统办公室展示出了自己所
有的潜能及其最强硬的手段。一切智慧的力量，以及这些年间聚集起来的全部政治
经验都在这个危急关头得到了运用。沃洛申和他的班子在一九九九年杜马选举中取
得的“压倒性胜利”( 这才是一个准确的术语！) 完全出乎其政治对手的意料。
然而，在这个胜利的背后是多年以来精密细致的工作———长期分析国家当前
形势，建立对公众观念、政治和宗教精英们施加影响的机制等等。
我同办公室主任及其副手和顾问们会晤，讨论他们提出的建议并做出最终的决
定。此后，他们便坚决地、无条件地实施这些决定。这些工作后来都被我的政治对
手称作是家族对总统的影响。
最近一些年里我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工作的。虽然开始时他们把丘拜斯叫做
“摄政王”，后来又把尤马舍夫和沃洛申叫做家族成员，但这些意见的实质并没有
变化。他们说，总统的背后总有个人在暗中操纵。
我重申，的确，在我的身后有一个庞大、坚强而和谐的班子。如果有些人确实
喜欢“家族”这个词，那么可以这样说：“我的家族成员包括丘拜斯、沃洛申、尤
马舍夫、焦汉。波雷耶娃、谢尔盖。亚斯特任布斯基、维亚切斯拉夫。苏尔科夫、
鲁斯兰。奥列霍夫、伊戈尔。沙布杜拉苏洛夫、米哈伊尔。科米萨尔、亚历山大。
奥斯隆、米哈伊尔。列辛、尤里。扎波尔、克谢尼娅。波诺马列娃、康斯坦丁。恩
斯特、奥列格。多布罗杰耶夫、在办公室工作时的谢尔盖。兹韦列夫、一九九六年
大选之后最初几年的伊戈尔。马拉先科、阿列克谢。格罗莫夫、奥列格。瑟苏耶夫、
谢尔盖。普利霍季科、德米特里。亚库什金、安德烈。施拖希，以及其他许多参加
过制定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的人( 我不想让无休止的列举使读者感到厌烦).他
们中的一些人我可能喜欢，另一些人我可能并不喜欢。但我明白，这些人的头脑很
灵活，他们激荡出了许多有意思的想法，他们应该为国家工作，应该同总统一起工
作。
总统办公室———这是我和我的班子可以引以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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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该回到一九九八年末至一九九九年初的事件上去了。
我绝对没有怀疑，同我糟糕的自我感觉以及马卡绍夫和伊柳欣在杜马中的挑衅
举动相关的危机会在其开始之初就被平息。当时更换办公室主任是明智的战术手段。
同时，普里马科夫坐上总统宝座的机会开始逐渐增大。由于当时其他可能的候
选人———列别德、亚夫林斯基、卢日科夫的社会支持率低得多，而且同普里马科
夫相当的只有久加诺夫，所以媒体也开始严肃地讨论这种方案。这也是可以理解。
当然，我猜到了，总理的计划可能会有变化。他会产生想当总统的野心。虽然
他暂时还小心翼翼，但这个愿望已经非常明了了。自然，我等着普里马科夫第一个
同我谈这件事。
但是，普里马科夫始终保持不露声色。“到二０００年我们就一起去享受安宁，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将一起去钓鱼。”记得他不止一次地这么说。
看上去我们仍然在遵循同一条行动路线：我们共同工作，继续讨论现实的经济
问题，寻找未来总统的候选人。我悄悄观察那些在普里马科夫身边工作的、同他亲
近的人。斯捷帕申？外交部长伊万诺夫？还有谁？
可普里马科夫对此并不在意。“他们不是那个类型的人，他们会把事情搞糟。
他们在社会中有什么威信？”他说。“现在需要的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
我的助手们多次向我指出他言语中的矛盾之处，指出他多么不情愿谈论未来局
势，不愿意流露其计划。当然，这有可能是他在情报机关和外交部工作的岁月中养
成的习惯。我宁愿这样想。
早在一、二月份的时候总统办公室便开始了激烈的争吵：普里马科夫是否会参
加总统选举？
我开始觉察到局势变得复杂之后所潜藏着的一切危险。我明白了：客观地说，
在同我很亲近的、让我真切理解的普里马科夫和我发展国家的方针计划之间必择其
一。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我生活中曾经有一个不足为奇的经历。我的孙子鲍里亚试图给我解释某个计
算机程序的运行原理。我听他讲了很长时间，突然之间我领悟到了，这不是那么简
单的……
凝视着不断闪烁的电脑屏幕，我想，我有责任让俄罗斯在第三个千年里由具有
另外一种思维、另外一种头脑的人来管理。哪怕新的总统将当众指出我所有的错误、
疏忽以及我们改革的不成功之处。可是，就让他成为创造者吧。是的，年轻并不意
味着完美，在四十多岁的人中间可能存在有极权思想的人，利用电脑工作的人骨子
里可能是个猿人。问题不在这里。接我班的人应该具有另外一种精神空间，应该用
另一种方式去思维。就像更为复杂的电脑游戏一样，他应该已经不是“射击敌人”，
不是“穿越迷宫”，而是创造自己的文明。为此，新的领导人应该精通那种全世界
文明的语言，崭新世界的语言，包括我的孙辈、重孙辈在内的人们将在这个世界中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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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和检察长
我甚至不想动笔写这一章。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使我按照他的规则来进行游戏。然而尤里。斯库拉托
夫却成功地把我、联邦委员会和国家卷入到了他卑劣而肮脏的丑事之中。
“性情温和的检察长”善于把自己的羞愧和耻辱暴露出来让公众评述，并装得
好像这都不是他自身的羞愧和耻辱。
但我还是应该写写他。
大家都说俄罗斯在总检察长人选上不太走运。斯捷潘科夫、卡赞尼克、伊柳申
科———这些人都是斯库拉托夫的前任。斯捷潘科夫在一九九三年事件中引退；卡
赞尼克把叛乱的组织者从监狱中提前释放，而后愤然离去；伊柳申科（由于斯库拉
托夫，即伊柳申科继任者的“关照”）自己就身陷“列福尔托沃”。每一位检察长
都是带着丑闻离职的。他们每一位都在身后留下了尚未公开的案件的余波。
事实上，总检察长只是一位国家官员，并不需要他在政治上具有远见卓识。况
且，在检察长的职位上这个典型的优点转瞬之间就可能会变成缺点。检察长的职责
就是要成为一切不法行为的克星。
在任命斯库拉托夫之初，我感觉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检察长。我们定期
会面。斯库拉托夫向我通报那些引起轰动的特大谋杀案的侦破进程：谋杀神职人员
亚历山大。缅的案子、谋杀电视主持人弗拉德。利斯季耶夫的案子、谋杀新闻记者
德米特里。霍洛多夫的案子、谋杀商人伊万。基维利德的案子。这些谋杀案数年未
破，令我非常不安。我不止一次地同斯库拉托夫谈过我的这种感觉。
他用其低沉而且故显平淡的嗓音宣称：侦破正在进行之中，他们已经圈定了嫌
疑人，正在一条一条地对线索进行核实……
我注意到，事实上他们什么事都没有做。斯库拉托夫没完没了的单调托词把我
激怒了。有意不过问政治是斯库拉托夫的另外一个特点，这在当初令人乐观。但是，
正如后来弄清楚的那样，总检察长有了一个“精神领袖”———议员维克托。伊柳
欣，就是那个曾经试图以“叛国”为由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以“俄罗斯民族
的种族灭绝”为由对我提起刑事侦查的伊柳欣，此人是所有关于叶利钦没有能力管
理国家的法案的起草者。就像报章所写，正是这位曾经在克格勃检察系统中工作过
的议员开始频繁出入各级检察院，甚至最高检察院的大门。好一个不问政治的斯库
拉托夫！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尤里。斯库拉托夫具有许多作为检察长
所必不可少的品质———善于执行任务、很强的记忆力、坚韧，但他不具备最主要
的东西———意志、顽强的性格、对自己和自己力量的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
一个不能指望的人。而这个空缺需要用鲜明而现实的内容尽快地填补上。伊柳欣正
合适。
我知道，斯库拉托夫受了一些人的影响，他们给他暗示了最轻松的道路，而且
一路上充满了轰动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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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银行家和商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介入到斯库拉托夫的命运之中。就像后来
弄清楚的那样，这些所谓的朋友们非常深刻地了解检察长顺从的本性。
尼古拉。博尔久扎第一个获悉了总检察长的色情录像带一事。这位真正的边防
军官对任何不合规矩的行为都不能容忍。他感到震惊，并决定暂时不告诉我有关这
个可怕事件的消息。在同斯库拉托夫会面的时候，博尔久扎冷冰冰地对他说：这种
情况下没有必要长时间考虑。
斯库拉托夫顺从地写下了辞呈：
“尊敬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由于大量的工作，近来我的健康状况急剧恶
化( 头疼、心脏部位疼痛等等).鉴于此，我请求把解除我所担任的俄罗斯联邦总检
察长职务的问题提交联邦委员会讨论。也请求考虑让我担任工作量较少的职务。一
九九九年二月一日。”
但第二天早晨他又出现在博尔久扎那儿，并且向办公室主任请求说：“千万不
能让录像带事件曝光。让我们忘掉这件事吧。忘掉您所看到的一切。我以后会执行
您的一切指示。”
博尔久扎回答说：“首先，您的申请已经在总统那里了，应该由他做出决定。
况且，只要是一个稍稍具备正常思考能力的人都应该明白：万一有一份拷贝呢？万
一有五十份呢？”
当时斯库拉托夫万般恳求。但过了一个月之后，他的态度却截然一变：录像带
是伪造的，上面那人不是我。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这样的耻辱。斯库拉托夫极有可能真是因为健康原因住
进了中心医院。联邦委员会定于三月十七日开会讨论他的辞呈。
三月十六日晚俄罗斯电视台播出了有关这盘录像带的消息。第二天一早议员们
一致投票反对他辞职。联邦委员会里的政治斗争达到了最高峰。
叶戈尔。斯特罗耶夫在电视采访中大致是这样说的：“有什么可讨论的？一个
人遭遇了不幸！”
在对斯库拉托夫事件进行的沸沸扬扬的投票之前，我对色情录像带的情况一无
所知。无论是尼古拉。博尔久扎，还是其他助手都没有对我提起过录像带的事。读
完斯库拉托夫由于健康原因想辞职的申请之后，我真的备感轻松。既然软弱无能的
检察长自己要求辞职，也就不需要强迫、不需要做额外的工作了。
联邦委员会中发生的事情犹如晴空霹雳。
为了彻底弄清真相，我把斯库拉托夫、普里马科夫和普京召集到一起。
在我的办公桌上放着由那盘录像带制作出来的相片、鉴定的初步结果和联邦委
员会会议讨论斯库拉托夫辞职一事的纪要。鉴定材料中说，对录像带中的声音和图
像的分析表明，录像带中的人的确是总检察长。我没有去看照片，而是猛地把这些
照片推开了。
就在那时，斯库拉托夫第一次在同我的谈话中提到了“马贝泰克斯”建筑公司
的那桩刑事案子。他说自己之所以受到迫害，是因为这家公司向博罗金和其他一些
官员行贿。接着他又讲了些令人吃惊的话。他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如果
让我留在总检察长的位子上，那您就不必担心‘马贝泰克斯’这个案子，它完全处
于我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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