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女儿
周采芹
                        第一章  父母亲迟到的婚礼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巡回演戏正走在天津。在西方人形容江湖艺人的说法中，
我算是生在了装行头的戏箱里。妈妈看了我一眼便叹口气：“怎么又是女孩子？这
已经是第三个了牎别人会多么瞧不起她呵牎”于是，妈妈在她所有的儿女里给了我
最多的爱。这是多年后她亲口告诉我的。不过，我了解妈妈的秉性，她恐怕对她的
每一个孩子都会这么说吧。
    从记事起，给我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分离。我只记得自己好像是什么人身上的
一部分，然后慢慢地离开一个固定点。事实上，那也许是妈妈抱着我上船，然后船
儿慢慢地驶离了码头。可能我命中注定要重复这种分离的印象。我老是要离开一个
固定点，确切地说就是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
    大人们一直在我的头顶上商量着如何才能平安地回到上海。华北的战事在不断
扩大，妈妈怀里又添了新生的婴儿，所以父母急着要回上海去演戏。妈妈先前的判
断没有错，黑社会的人并不想杀了能下金蛋的鸡。妈妈这时候也已经学得更聪明，
更实际了。她私下里跑去给黑社会的老大磕头赔罪，等麻烦都了结了以后才把这事
告诉父亲。父亲一贯反对向这些人俯首称臣，他要是事先知道的话一定会阻止妈妈。
可是妈妈的方法奏效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又平安地回到了上海。
    父亲花了更多的时间去搞他的戏剧改革。随着国内局势日益险峻，他那种以艺
术来表达理想的愿望也更加强烈。
    妈妈从小就是个精明的人，这时候正好能帮助丈夫操持剧院的日常工作。她用
了更加婉转的办法来与黑社会的老大周旋，结果是父亲破天荒地领到了剧院的分红，
而且不是纸票子，是金条。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租下了自己的剧院。父亲是
主演兼经理，妈妈负责财务工作。这种由地位卑贱的演员自己做主的情形在当时很
少见。
    然而最令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京剧明星周信芳终于正式迎娶了千金小姐裘丽
琳。
    妈妈的私奔是个大胆的举动，而她的婚礼也非同寻常。我的一个小朋友被她请
去做了傧相，可我自己却不在婚礼的被邀之列牎当然了，我当时的身份还是个私生
子。
    别看父亲整天在台上对着成百上千的人演戏，可是在这类聚会的场合，他总是
感觉不自在。他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都那么优雅而无懈可击，可是却一辈子也没学
会用刀叉吃饭。
    为了配合妈妈，父亲在婚礼上穿了一件燕尾服。妈妈后来给我讲当时的场面：
“我那天早上在婚礼上走出来的时候，四下里寻找你父亲却不见他的身影。原来他
混在客人们中间像个没事人一样在嗑瓜子牎”
    这场隆重的婚礼是我妈妈的巨大胜利。当时，周信芳终于与第一任妻子离了婚。
在这之前，妈妈已经给他生了三个孩子，却没有正式的名分，承受着来自社会上因
私奔丑闻而带来的压力及亲友的冷淡。家里已经和她这个逆子断绝了关系，过去的
朋友也不和她来往了。现在，妈妈带着喜悦的自信，宽宏大量地和曾经嫌弃她的人
重修旧好。    
 
                          第二章  父亲的孩子气
    父亲给我们姐弟几个取名字是很动了一番脑筋的。它们都出自《诗经》。我的
名字出自《鲁颂。泮水篇》中的“思乐泮水，薄采其芹”。古语中把学校称为“泮
宫”，“采芹”就是上学的意思。后来等我真的上了学，同学们却给我起外号，叫
我“芹菜”。我倒不介意，因为芹菜很有营养，颜色淡雅，既不骄横也不娇气。
    “采”是我和姐妹们的名字中都有的。而两个弟弟的名字没有跟我们挂在一起。
大弟弟叫菊傲———菊花既高贵又富丽，而且不带阴柔气（他后来给自己取的艺名
叫周少麟）。小弟弟叫英华———除了英雄的中华外，也可以解释为英伦与中华，
这倒是应了他以后的经历，因为他后来和我一起在英国生活了很多年。
    实际上，我们在家里并不用这些大名。当时在上海时兴取洋名字，妈妈当然也
不能落伍。
    小时候的一天，妈妈兴高采烈地把我们五个孩子都叫过来，拿出了五个小纸卷，
让我们每人抽一个。打开纸卷一看，里面写的是怪怪的外国字。那便是妈妈给我们
取的英文名字。我们这样就算是受了“洗礼”，以这种抽签的方式有了英文名字。
    然而“洗礼”的过程并不是皆大欢喜。大姐抽到了苏珊（Susan ），妈妈没有
意见。大弟弟菊傲抽到了威廉（William ），剩下一个男孩的名字迈克（Michael ）
便理所当然地给了小弟弟英华。可是当妈妈发觉二姐抽到了艾琳（Irene ），而我
抽到了塞西丽娅（Cecilia ）的时候，她却不高兴了。她当即要我们两个掉换名
字。我不清楚妈妈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叫艾琳，或许她只是更喜欢艾琳这个名字，就
想让她最钟爱的女儿叫艾琳吧。妈妈做事并不总是公平的。
    为了让父亲每天能有足够的维生素，平时不做任何家事的妈妈会耐心地给父亲
削水果。有一次，孩子们贪婪地看着父亲吃光了一盘妈妈剥好的橘子，二姐采蕴拐
弯抹角地问：“爸爸，橘子好吃吗？”父亲却茫然地看着她说：“什么橘子？”
    父亲可能一辈子也没给自己买过一双袜子，都是妈妈准备好了的。每年妈妈都
会提醒父亲该置新衣了，并且叫裁缝到家里来给父亲量身做一套新西装。
    每天下午，父亲不用提醒，照例要揣上妈妈给的零钱到福州路去逛书摊，而且
至少会买回一本书来。他阅读广泛，藏书丰富，包括很多西方的经典著作和现代作
品。他喜欢《堂。吉诃德》，那个与风车作战的理想主义者令他津津乐道。
    父亲从未正式上过学，虽然他自学了语文，可算术知识却少得可怜，算账经常
出错。十元和一百元的钞票他常常分不清楚，很容易被人占便宜。难怪妈妈每天只
给他零钱。
    别的太太们都很羡慕妈妈嫁了这么一个温柔又带孩子气的丈夫。可是如果什么
事违背了他的原则，他也会怒火冲天，吓得孩子们大气也不敢出。
    有一次，父亲留一个乡下来的艺人在家里吃午饭。中国人吃饭时声音总是很大，
边吃边咂嘴也不会被认为是不得体。可是这位老兄的声音却大得像一个交响乐团牎
他大声地喝汤，用力地吐鸡骨头，还不停地咂嘴。我们都努力地正襟危坐，忍住不
笑。父亲自始至终保持着严肃，似乎什么都没有听见。这就使局面变得更加可乐。
有时会很孩子气的妈妈终于绷不住笑出了声，这样一来，孩子们便毫无顾忌地笑得
前仰后合，乐不可支，简直把桌子都要笑翻了牎可怜的客人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全然不知所措。他走了以后，父亲怒不可遏，对我们的失礼大发雷霆。
    父亲总是心不在焉，即便是在公共场合也不例外。比如在餐馆里，人们一看到
他走进来便会交头接耳地说：“麒麟童来了牎”“麒麟童来了牎”可父亲却似乎浑
然不知，直到妈妈提醒他，他才意识到别人的存在。    
 
                           第三章  难忘的佣人
    父亲出身贫苦，他对我们变成了富裕人家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态度觉得难以接
受。我们孩子们可不傻，在生活方面我们是绝对站在妈妈一边的。记得有一次妈妈
要把凉茶倒掉，我听到父亲说：“我小时候喝凉茶是常事。”
    妈妈则说：“做凉茶也要先用热水泡啊。要想喝凉的，那就用电冰箱做冰茶吧。”
说完，她还冲我挤挤眼睛。父亲见状只好离开了房间。
    炎热的夏夜，街上到处都是乘凉的人，左邻右舍的佣人们都搬个小板凳坐在人
行道上，妈妈有时也允许我们去。夏夜乘凉真舒服牎大家坐在藤椅上，不停地摇着
芭蕉扇。女人们闲聊着家长里短，男人们则是打扑克，下象棋。小弟英华下象棋很
有一手，他能从街头下到街尾，一路赢下去。莫非这预示着他日后在事业上的成功？
    我家的佣人大多数都跟我们一辈，中间也有个别被气走的，可过不了多久就又
回来了。大概是我妈妈的性格很有吸引力吧。
    司机富生称得上是楼下的“大王”，从我记事起他就在我家了。富生能当上司
机纯粹是因为他的决心和勇气。他从浦东乡下进城，投奔一个在英国人家里当司机
的亲戚。他只看了一眼汽车就被迷上了，然后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偷偷学开车，直
到掌握了窍门为止。对一个乡下孩子来说，这可真是个大胆的举动。因为如果他把
汽车碰坏了或者是被人发现了学开车，马上会被指控偷盗。在租界的外国法庭上，
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抓起来了肯定会被判成重罪。
    富生很喜欢小孩，他教了很多父亲没有时间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姐弟几个骑
自行车都是跟富生学的。他在一旁跟着自行车跑，直到我们都学会了为止，所以我
们完全不怕摔下来。我和大弟菊傲还差点从他那里知道了人体的秘密。我们俩藏起
来偷看他洗澡，可惜太早就被他发觉了。
    富生是个好脾气，但每年也要为这事或那事生一顿气，然后就赌气要走。妈妈
总是不动声色地等他自己消气。有一次争吵的原因是一个小丫头不小心把月经纸忘
在了厕所。迷信里说男人见了这东西要倒霉，于是他就去向妈妈抱怨。虽然妈妈也
是个女人，可在我家不跟她说又去跟谁说呢？
    在富生身上有很多中国人的优良品质。他出身贫寒，总是任劳任怨，勤劳苦干，
但绝不奴颜婢膝。他像很多佣人一样，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乡下种一小块地，一家人
很少见面。他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把希望放在将来。他要努力挣钱，让他的孩
子能受到好的教育。
    有一次，富生给我看他为女儿上学买的书包。我深深地被他这份亲情所感动，
大声地说：“富生，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人牎”这话从三小姐的口中说出，
即使她只是个小姑娘，也让富生窘得不行。
    好脾气的阿朱有一点豁嘴，她是我家的厨娘。生活中最令她满意的恐怕是她在
我家的位置，因为厨娘在买菜的时候可以抽成。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流行“回
扣”，而这也成了主雇之间的交易方式。虽然她和我父亲一样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可她是个算术天才。如果妈妈觉得她的“回扣”拿多了，或者是她的账目有问题，
她总是能飞快地心算出一大堆数字来解释账目，每每让妈妈无话可说。厨娘还有另
外一个优势，那就是所有的佣人都要敬她三分，因为得罪了她就没有好饭吃。阿朱
明显地对富生有偏心，因为他是男的，所以他总能先挑好菜。其实阿朱对每个人都
很好。
    丫头多是年轻姑娘，她们在我家干活一直到出嫁，也有的丫头会跟我们很多年。
我对阿金印象最深，因为她是跟着我的，所以我和她很亲。阿金很瘦，总是干干净
净的，有一点神经质。她把像黑漆一样闪亮的长头发盘在脑后，平时用一把篦子梳
头发，由于迷信的关系她一年才洗一次头。阿金大概三十岁左右，我一直不知道她
究竟是老姑娘，是结了婚的，还是寡妇。
 
                          第四章  厨房里的快乐
    上学本来就已经很令人头痛，可是我们还得接受一大群私人教师在课后和暑假
到家里来辅导，给我们补习功课。中国人一向崇尚教育，所以私人教师一直供不应
求。这些私人教师来自各个国家。中国老师当然是教授中文还有数学，英国人教英
文，法国人或白俄教法语。可是这些老师在我家都做不长，因为我们似乎都商量好
了要和妈妈给我们制定的宏伟的教育计划作对，专门气老师。
    惟一在我家长期留下来的是丁毓珠老师。她成了我家的一份子，因为有妈妈给
她撑腰。她来我家的时候只有十七岁，妈妈看了看她那张圆圆的善良面孔，就把监
督我们学习的任务交给了她。我是她最不喜欢的学生，因为我过分活跃，让她不好
管理。但是她对我的姐姐们有很大的影响力。
    丁老师第一次给我们指出了社会的不平等。她虽然出身于封建家庭，但是打定
主意要出来工作。她年轻而富有朝气，从来不目光狭隘。她使枯燥的学习变得有趣，
给我们打开了知识之窗。不久以后，她瞒着我们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我在学校里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为伟大的女性而战》。那次我得了个零分，
因为我的文章还没有题目长。我光有这么个愿望，却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那一年
我只有八岁。
    厨房是佣人们常待的房间，我认为那里是最安全的，根本不必担心会被母亲叫
去念书。我很爱看他们吃饭，总是狼吞虎咽的样子，用筷子很快地把米饭扒进嘴里。
他们的饭看上去比我们的饭要好吃得多。
    然而在厨房里也会有让我难过的事情。比如说，厨房的地上躺着一只刚宰杀的
鸡，它的死让我觉得比祖父的死更真实。祖父是穿着华丽的道袍静静地躺在棺材里，
而那只可怜的鸡，头被砍掉后还挣扎着跳来跳去。
    在上海潮湿炎热的夏夜，我们把木制的后门打开给厨房通风透气，外面的铁栅
门则是锁起来的。当佣人们离开厨房时，我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把脸贴在铁栅
栏上，看着门外的窄弄堂。一排凉西瓜从家里餐厅的瓷砖地上传来一阵清香，门外
蒸热的空气把人们都赶进了屋里。有时，远处小贩的叫卖声会打破宁静。我先是听
到他们走近，然后才看见他们赤着双脚，汗流浃背地挑着沉重的扁担走过去，也许
是我心中那颗演员的种子在萌发，我很能把我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上，我觉得我能
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与艰难。
    我和两个姐姐搬进了楼上的卧室，窗户对着对面的一排房子。一楼住着的一个
女人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她是个高级交际花，显然曾经风光一时，连佣人们都知
道她的坏名声。她已经快四十岁了，和一个使女住在一间房里。热天时她把窗户大
敞，我可以听见她和徒弟在谈生意。虽然我还太小，听不懂她们在说些什么，却被
她指手画脚的夸张动作吸引了。她把旗袍的领子解开，把下摆撩起到腰际，两手戳
在后腰上，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大声说话，还不时地拍一下大腿来强调语气。
    可惜我从来也没见过她和男人在一起，也许她只是在晚上我睡觉以后才干她的
事，也许客人一来她就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后来父亲发现了我在看她就骂了我一
通。我当时觉得很委屈，因为我什么都没有看见，她只不过是在吃西瓜而已。三个
年轻女孩子住在一个妓女的对面，能不让她们起好奇心吗？我姐姐也像我一样对她
感兴趣，我敢打赌她们比我看到的多，也比我懂得多。
    我特别想认识这个女人，也想和邻家那个备受欺负的丫头交朋友，但那是不可
能的，因为大人从来不让孩子们走出他们的视线。没想到那个女人却自己主动找上
门来。她来问我家的佣人要我们裙子的样子。难道她也有个孩子吗？佣人们当然是
一口回绝了，那个女人便也同样地回骂了几声粗话。
    很多年以后，我在伦敦准备扮演妓女“苏丝黄”的时候，常常会想起童年时那
个女人的形象，奇怪的是，她也姓黄。
 
                         第五章  父亲的新式戏剧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姜椿芳回到上海，负责根据党的指示团结市民，抵抗日寇。
他利用戏剧把大家集合起来激励士气，在抗日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
    姜椿芳和他的同志们组织了上千个业余剧社，把现代西方戏剧从少数能接受西
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中推广到人民群众。业余剧社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参加，有学生、
工人、职员、药剂师、邮递员等等，还有在中国和外国公司的白领人士，甚至包括
涌进城市的一无所有的难民。由于这些演员缺乏演出戏曲的艺术训练，他们便选择
了表演话剧。剧本是翻译外国的或模仿西式的中文新剧本。一时间，上海就像是在
搞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连续大汇演。
    要想利用新式戏剧来推广政治主张，就需要有在全国具影响力的知名演员来带
头。由于父亲是首屈一指的戏剧名演员，姜椿芳便通过尤金桂先生（即早先把强盗
放进我家的那位）与我父亲接触，让他给予宣传和支持，父亲满口答应了。父亲当
时演的最火的一出戏是《明末遗恨》，它在战前就很上座，后来也被禁演了。父亲
饰演明代最后的一个皇帝崇祯，他把江山丢给了攻进城来的李自成，自己在北京景
山顶的大树上吊死了。在一场戏里，崇祯皇帝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以免其落入
敌手。公主问父王她为什么要遭此厄运，崇祯皇帝说：“因为你是中国人牎”观众
们每逢看到此处都群情激昂，从坐在边上的黄包车夫到前排的戏迷们都大声喝彩：
“好牎好牎”每次我看到这儿，都觉得父亲是在杀我，杀他的亲生女儿。
    父亲每天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家里的生活由于地处法租界而相对平静，但社
会上的动荡和变化也能反映到家里来。
    有一件事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处境，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日本人组织了一
种防卫演习，各家的男佣人都要参加。富生和毛生提了个空桶去了，不一会儿却带
回来一个日本兵，说是每家都要贡献水。妈妈一口回绝了，她认为宝贵的水不值得
用于演习，便让佣人回话给日本兵说：“绝对不可以牎”可是很快就听见楼下一阵
大皮靴猛踢铁门的声音，是日本兵在大发淫威。妈妈见状也只得改变主意，送水出
去。
    有一天，我发现妈妈含着眼泪正在和丁老师商量着全家如何疏散。后来我才知
道是有关请父亲去唱堂会的事。父亲以前好几次拒绝给日本人和他们的走狗唱堂会。
一天晚上，一辆大汽车停在我家门外，是秘密警察的二号头目吴世宝派来请父亲去
赴宴的。他们到了警察总部，即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七十六号。晚宴后，主人别有
用心地带他参观了毛骨悚然的拷打行刑室。父亲心里自然明白他们的用意，妈妈也
做好了最坏的准备。那天晚上，她马上把父亲送到一个外国人家中去躲藏，结果父
亲始终也没有给敌人演出，而且没几天就安然地返回家来。一定是有朋友在暗中保
护父亲。而且也由于他是艺术界的名人，日伪政府表面上还得维持一个亲善的样子，
不便公开陷害上海最知名的人物。只是我因为没能离家疏散而感到有些失望。
    我对抗日也算是有所贡献，因为我能找机会捉弄日本孩子。杜月笙的两个儿子
曾经是我和大弟菊傲童年时的玩伴。当时杜月笙已经跟随国民党政府撤到重庆去了，
他这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妈妈住在“十八层楼”，即现今的锦江饭店，那条街上住了
很多日本占领军的高官。我们在楼上看到有日本孩子在楼下走，就从上往下扔石头，
然后飞快地跑开。不知怎地，我们从来都没被抓住过，也许是因为这些日本孩子的
爸爸们都在宪兵队里忙着，只留下顺从的太太们在家。我有时看到她们在门厅送丈
夫上班，瘦瘦小小的穿着和服，不住地冲着电梯口鞠躬，直到看不见丈夫为止。我
觉得她们的样子很可笑，起码中国女人不用这么做。
 
                      第六章  第一次在舞台上出洋相
    “It＇salongwaytoTipperary，
    “It＇salongwaytogo”（“到提波拉利有很远的路，有很远的路要走”）
    1945年8 月14日早上，我一醒来就听到父亲在唱这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流行
的进行曲。他并不会讲英语，这首歌一定是小时候从驻华的英国军人那里听来的。
我下楼来看到他红光满面，高兴万分，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其实我也已经猜到了。
    漫漫的八年长夜，几百万中国人丧生，数不清的人在日寇统治下饱受饥荒、虐
待和屈辱之苦。顽固不化的日寇终于低下了头。中国自由了。
    上海转眼之间就变了模样，矮小敦实的日本人被高大散漫的美国兵取代了。
    外滩上的应召女郎都换上奇装异服去招揽生意，有的还把头发染成深浅不同的
金黄色，尽力装出一副“美国女孩”的模样。看到她们在港口招摇过市，上海人给
她们起了个外号叫做“咸水妹”。美国兵看着黄包车觉得新鲜，他们让车夫坐上车，
他们拉着跑。破旧的黄包车和健壮的大兵形成一幅不协调的画面。这些从美国中西
部农村来当兵的年轻人在街头大声吆喝，蹦蹦跳跳，享受着平生最好的时光。市民
们看着他们瞠目结舌，而我却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有趣。
    丁老师和上海妇女协会一起组织家庭妇女排演业余话剧，把普通妇女带上了舞
台，这的确是个成就。这些话剧通常带有政治色彩。演员们站在临时拼凑的舞台上，
双手交叉在腹部，像西方歌剧演员一样动情地朗诵着：“八年抗战，受尽苦难……”
她们极其认真而热诚地表演自己的角色，抒发胸中的痛苦与忧伤。然而那些挑剔的
上海人却不为她们的演出所感动，称她们这是“肚皮痛”的演出风格。
    我也被选来参加演出，人家刚一提出来我就满口答应，而且把要唱的歌早早地
准备好了。演出是在上海一家很大的剧院里。我不慌不忙地走到舞台中央，望着台
下黑鸦鸦的观众，还有一大群和我一样的小朋友们，突然把应该怎么做忘得一干二
净。我没出息地跑回边幕去，却被站在那里的丁老师一把抓住，用力地推了出来。
我最后还是好歹把歌唱完了，甚至还得到了掌声鼓励。直到今天，大姐采藻还清楚
地记得，她当年看着我在台上出洋相是多么替我难为情。能让她松口气的是，我只
在中国的舞台上亮过这一次相。
    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丁老师刚要出场，剧场入口处突然发生一阵骚乱，演出
中断了，因为国民党的警察来突击检查异己分子。我见丁老师满脸激愤，以为她是
为演出被冲了而生气。真糟糕，费了那么大劲排练了半天，到最后却全垮了。其实
我不知道，当时在这些家庭妇女中存在着越来越浓的紧张空气，一边是曾撤退到四
川的右翼国民党分子的太太，另一边是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抗日斗争的左翼妇女。
    我妈妈猜想丁老师在沦陷时期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络，并且听说她因为同
情共产党而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这可是个能让人被捕甚至掉脑袋的问题。上了黑
名单就像是江洋大盗一样再也跑不掉了。妈妈很疼爱丁老师，待她就像是自己的家
人一样。她打听到那个管事的警察，就塞给他两块金条，让他把丁老师的名字从黑
名单上拿掉。那个警察头子在黑名单上找了半天以后不禁笑了，原来名单上确实有
个姓丁的共产党人，但不是丁老师，是个男人。妈妈如释重负，但她还是坚持让那
人收下金条，并且看着他把那个姓丁的人的名字涂掉了。那位丁景唐先生解放后是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社长。
    和平的景象并未维持多久，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就开始了。美国大兵不再像以前
那么欢天喜地，“美丽的家园”的污点也慢慢暴露出来了，诸如种族主义、隔离主
义等等。我无意中听到父亲诧异地问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人：“难道黑人还住在贫
民窟吗？他们没有一点民主权利吗？”
 
                        第七章  记住自己是中国人
    我打点行装，准备去香港上学。跟家里所有的人都道过别以后，我来到父亲的
书房，他正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我们的告别很简短，没有拥抱，是非常中国式的，
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父亲递给我一本用毛笔手抄的《文天祥》剧本作为离别赠
礼，我接了过来。这是父亲的一出在抗战时期被禁演的戏。
    最后，父亲简单而温和地对我说了一句：“你要永远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
这是他今生今世当面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
    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父亲。
    妈妈和我一起上路，还带了佣人阿金照顾我们。火车走了两天两夜，车上满是
一家一家要出门的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挤在一起，大多数是像我一样第一次出
远门的。有的是去会合在南方或国外的亲戚，还有一些人的亲戚是在台湾。人们在
车厢里喧闹着，都把政治放在了一边。我们就像是在戏园子里的观众一样，有说有
笑，有吃有喝，看着一路平坦的南方水田从车窗外掠过。
    在香港，我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触异性，完全是规规矩矩的。妈妈定的戒律和中
国的传统道德不允许做任何出格的事。以前我老是被二姐采蕴的光芒遮住，现在我
发现自己也成了男人注意的中心。在我的一圈男性朋友中，有几个年纪略长的英国
人和美国人，我很快意识到也许我在中国人眼里不算大美女，可是我生动的面容却
很能吸引西方人。但我并没有去鼓励他们，因为一个中国姑娘如果还在乎自己的名
声就死也不会去主动找外国佬。
    其实外国人找中国姑娘的出发点并不高尚。我听说西方人把东方小姐幻想成百
依百顺的莲花处女。我不明白这种传说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自己从来也没碰见过
一个像那样的女人。然而这类的想像力显然很有市场。我后来在西方演戏的时候就
经常被选来扮演那种亚洲妇女，不是东方娃娃，就是东方妓女，要不就是娃娃兼妓
女。
    我那时爱上了一个腼腆斯文的中国男孩，他和我一样大，也是甜蜜的十七岁，
天真极了。
    然而这次初恋只持续了六个月就突然结束了，因为我又遇见了一个穿黑西装的
潇洒青年。我在爱情上难以专一的习性在那时就已经有所表现。他刚从英国大学毕
业，学了一套完美的英国礼仪。但他温文尔雅的外表掩盖了脾气的暴躁。可是等我
意识到这一点时却已为时太晚，因为我们后来在英国再次相会的时候，我就嫁给了
他。
    在我为实现妈妈制定的远大目标而努力的时候，婚姻并不在考虑之内。放学以
后我就去夜校学打字、缝纫和英文。我手上的钱不多，只好忍受着英国老师对我的
歧视。我在学校里没什么朋友，这里不像在上海一样可以随便交际，因为这是白人
的殖民地。我和同学们的关系只是礼尚往来。我对离别的细节已经记不太清了，因
为我当时心里很乱。我们是在哪里，怎样分别的，这些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然
后我却清楚地记得妈妈脸上的一个表情，那是我要去英国的前一个星期。
    现在回忆起来，那情景简直就像是一组悲哀惆怅又没有对话的电影镜头。
    当时我刚在旅店中从跟妈妈同睡的大床上醒过来。我躺在枕头上，看见妈妈正
坐在梳妆镜前。我从她的身后看过去，镶着大镜框的镜子里映出了她的面影。她还
没有梳头，随便地披了一件衣服，正低头看着手里的东西。
    她手里拿着的是一只钻戒。那是我十四岁时妈妈从她的首饰堆里找出来给我的。
虽然出国的时候不允许带首饰过境，可我还是背着妈妈把它作为纪念品带出来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才意识到，那个戒指代表妈妈过去生活中的全部快乐。她的女儿藏
着这枚钻戒离她而去，而她从香港返回现在提倡简朴生活的上海以后也不会再戴这
种首饰。妈妈看着手里的戒指，就像是在默默地和解放前的奢华告别，和那种子女
成群的大家庭生活告别。
    妈妈的内心世界被我在无意当中捕捉到了。我看着镜子中的妈妈，眼泪顿时流
了下来。
 
                       第八章  我立志与英国人同化
    来到皇家戏剧学院的第一天，我看见其他同学个个魅力十足又老于世故，有几
个女学生甚至还化了妆。她们和男生之间那种随便的样子完全不同于中国人的传统
方式，很让我吃惊。后来我才晓得，她们对我也同样好奇，以为我是个东方公主。
虽然我没有化妆，可我那天穿了件深棕色的名牌皮大衣，还带了一只钻戒。在后来
的一段时间，我大概换了五十多套不同的衣服。那倒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节省
衣服的干洗费。我把妈妈给我装进箱子里的十几套旗袍换着穿，这样就不会脏得太
快。至于钻戒，我以为每个女孩子都有。后来有个女孩问我是不是在一家叫“务沃
斯”的商店里买的钻戒，我也没有不高兴，因为我根本就不晓得那是一家专卖便宜
货的商店。
    我时不时地会有在英国寻根的冲动，想去找找我那个苏格兰人的曾外祖父——
—罗斯。然而时间一久，这个念头也变得淡漠了。
    虽然我和英华已经远离祖国，可我却没有感觉到太大的文化冲击。我的英文很
好，而且我打定主意要跟英国人同化。
    我和英国人的同化过程只偶尔受到公开的种族歧视的干扰，这类事情倒并不太
多。有一次去租公寓，只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就被拒绝了。我当时就像挨了一记耳光
一样，满脸通红，觉得自己什么错误也没犯却要受此污辱。我从这次事件中学到了
不少东西。真正体会到那些看着公寓窗户上写着“爱尔兰人和有色人种不必申请”
的人，他们的心中会是多么地痛楚。
    虽然我没有受过太多的种族歧视，却还是人们好奇心的对象。有时在地铁里，
那些衣着整齐，头戴礼帽，看上去个个都很相似的英国男人会从手里的报纸后面偷
偷地瞟我一眼。有一个在“里昂角”小吃店碰到的人则更是大胆。他上来就问：
    “对不起，希望你别介意……”
    我心说，哼，准是我介意的事。
    “我不想显得没礼貌，可是我能不能问一下你的乳房是真的吗？”
    他说他是在做个调查，因为人们传说中国女人和他们的女人不一样，他想弄个
究竟。
    “我是说，你知道……”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不好看，已经有些不好意思了，
“人家说你们都是平胸，你是吗？”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冲口而出：“我百分之百都是真的。”然后扬长而去。
    然而最麻烦的还是那些修女，她们似乎是从中国追着我到这儿来了。她们最留
恋的是过去的那种布道的好时光，常常会在我逛商店的时候跑上来跟我说话。
    “你懂英语吗？”她们把声音拖得又慢又长，好像我的听力有问题似的。
    “耶稣为了救我们而殉难……”
    我很快就找到了一种逃脱的办法。“非常抱歉，”我用最标准的英语撒谎说，
“可我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我不断地听到各种各样关于我的同胞的不体面的事情。例如我们吃狗肉。真见
鬼。中国这么大，我怎么可能知道各个省份的风俗习惯呢？我也自有一套反击的办
法，我说英国人还吃兔子呢，中国人就不吃。再说，法国人吃马肉，可英国人和中
国人都不能想象去做这种事。至于中国人吃狗肉，那也只不过是食肉动物在吃肉罢
了。
    很多人都指责我们是个残忍的民族。我的房东说很多西方人在义和团运动时惨
死在中国。这时我意识到，我和他们看的完全是不同版本的历史书。每个国家都会
对历史有不同的描述，一个国家的英雄也许是另一个国家的强盗。有一次在一个上
层社会的人家里，我看到墙上有一组精致小巧的水彩画，是西方人画的中国的各种
刑法，大概是供给西方驻华人士看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对其他国家的残忍这
么兴趣浓厚。
    多年以后，我已经习惯了在社交场合的闲聊，也学会了用更含蓄的方法来反击。
如果有人跟我说，你们中国不是有水牢和千刀万剐吗？嘿嘿嘿……我就面带微笑，
用同样逗趣的口吻说，可不是吗，你们不是也有五马分尸吗？嘻嘻嘻……那个时候，
我已经能透过外国人的眼光来看我的祖国了。
 
                      第九章  令人咋舌的“苏丝黄”
    第二年我跟彼得同居的时候还没有和我丈夫离婚。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戏剧
圈的朋友们眼里是蛮新潮的，可社会上大多数的人对我们的做法还是嗤之以鼻，尽
管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这样做，当然如果放在十年以后就不会有人大惊小怪了。
    我的离婚手续终于办好，我就和彼得结了婚并且期望着能有个孩子。我的第二
次婚礼和第一次同样滑稽。我们去了查尔斯婚姻登记处，注册员用洪亮的大嗓门高
声念着那些听上去很陈腐的公文，他那浓重的伦敦底层人士的口音在小小的登记处
回响不绝，逗得我忍不住笑个不停。
    我和彼得把家安在国王路的一处公寓里，我真高兴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一夜之
间，我从一个对家务事一窍不通的人，摇身一变成了一切都自己动手的能干的家庭
主妇。我们不富裕，要努力工作才能过下去。可是我们年轻，前途看上去很光明。
我们两个都在挣扎中搞艺术，一个是崭露头角的导演，一个是前途看好的女演员。
当你把年轻和希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忍受贫穷又不至于失掉自尊。
    彼得对中国人情有独钟，他觉得我们的民族无懈可击。这对我是个沉重的负担，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民族总不能一点毛病也没有吧？这也让我意识到，左派也会
和右派一样固执。右派有的是不可一世的优越感，而左派知识分子对第三世界的关
注使他们把从那里来的人都理想化了，这反而妨碍了他们真正地去了解这些人。
    我和彼得都对各自的艺术才华深信不疑，彼此支持，相互扶携。可能世界上对
我最信任的人除了我妈妈就是彼得了。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不仅各有成就，而且还有
两人共享的成就。
    我在艺术上的第一次突破是1959年11月在伦敦威尔士王子剧院演出《苏丝黄的
世界》。这出话剧是根据一部畅销书改编的，最初在美国百老汇上演。讲的是一位
英国青年和一位心地善良的中国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那是九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被叫到唐纳德。阿尔伯利的总部去见这个在伦
敦最有权势的节目制作人。我高兴极了。虽然剧中故事发生在香港，可主人公苏丝
黄却是个上海人，我觉得这个角色简直就是为我定做的。
    其实我当时并不是非要演“苏丝黄”不可，因为《花鼓歌》的美国监制人已经
决定了要让我担任伦敦的主演。那是一出表现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生活的歌舞剧。当
时《苏丝黄的世界》和《花鼓歌》这两出戏都是百老汇的大热门，所有长得像中国
人的演员都很抢手，对少数族裔演员来说真是罕见。
    唐纳德急于在他的剧院上演《苏丝黄的世界》。他刚在一天前和纽约的节目制
作人在电话中商议好，如果唐纳德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找到合适的演员和导演，《


























苏丝黄的世界》就可以上演。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那个周末接到紧急电话的原因。
    给唐纳德试过角色后，不用他开口我就知道，只要我愿意，这个角色就是我的
了。谈话时，我无意中跟唐纳德提出，当“美人鱼剧院”上演彼得执导的根据古典
戏剧改编的优秀话剧《锁起你的女儿来》时，我和彼得曾在开幕式上见过他。当时
唐纳德的反应之快让我吃了一惊，我要他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彼得问我试演的情况如何。我说：“唐纳德问我愿不愿
意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由我丈夫来导演我当主角。我说，这还用问牎”彼得脸上
的表情证实了我的决定没有错。
    突然之间，我一下子从饥饿状态变成了吃不了。两个主演的角色都是在最好的
伦敦西区，然而我必须在二中取一。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选了“苏丝黄”还是正
确的。
    对于《苏丝黄的世界》这么一出并没有什么深度的戏来说，它所造成的轰动令
人咋舌。“苏丝黄”很快就成了善良的东方妓女的代名词。真正的伦敦妓女甚至在
广告中称自己为“苏丝黄”。去香港的游客要专门到湾仔去看看苏丝黄的真面目，
然而根据作者所说，故事完全是虚构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出戏居然在时装界引发了一场轰动。这是我的春天吗？
 
                        第十章  与母亲的最后一面
    1961年，妈妈来了英国，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小弟英华和我在伦敦机场见到了妈妈。英华十二岁就离开了家，他从来不让伤
感外露。可是在开车去伦敦的路上，他用手蒙着脸，喃喃地说：“妈妈，为什么非
要让我那么小就离开你？”
    在路经香港的时候，妈妈去看了小妹采茨，她后来和她的广东籍演员丈夫黄浩
义在香港安了家，她自己在这块英国殖民地上做了一名市政官，是我家第一个也是
惟一的一个政府官员。大姐带着她的小女儿赛琳娜和二姐一起从美国飞来伦敦团聚。
我当时正要和彼得离婚，自己住在一处两房的公寓。有时候，我们五个人再加上小
弟就一起挤在我的公寓里，有人睡在地上，有人睡在临时搭的床上。这种住法是很
中国式的，全家人亲亲热热地挤在一起，又舒服，又热闹。
    妈妈的变化不大，比我在香港见她时有些发胖，看上去很健康。她对乳腺癌的
手术并不那么敏感。可是我后来带她到医院去做检查时，她却不愿意当着我的面脱
衣服。我也没有坚持，因为我觉得伤疤太恐怖。直到现在我还对自己当时的态度感
到羞耻。
    妈妈到了以后，先是睡了二十四个小时倒时差，醒来就开始照料六岁的外孙女
赛琳娜。妈妈的子女们都已长大成人，现在只好在外孙女的身上找回过去那种子女
绕膝的感觉。以前我们一切要完全依赖她，现在都长大了，各奔前程。我们虽然有
共同的文化根基，然而现在每人有各自的事业，住的地方也美国、英国的四分五散。
多年以前，妈妈对每个孩子都各有评价，可现在她已经对我们的特点分辨不清了，
只好自我解嘲地说，我们都按照她的愿望长大了，各自都有成就，各自的派头都不
小。
    赛琳娜被送到附近的私立学校。画家英华靠在餐馆打工来养活自己。大姐采藻
冷静地担负起家务，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主动做饭，还负担了一部分的食品采购。
二姐采蕴决定在伦敦狂欢，她还是要向妈妈证实，她能够成为人们注意力的焦点，
我又一次成了反衬她的角色。好在我有不少男性朋友，他们都乐得在晚会上陪女士
尽兴。
    晚上，当赛琳娜睡着了，英华在餐馆打工，采蕴出去聚会，剩下采藻、妈妈和
我就天南海北、没完没了地聊天。我惊奇地发现，男人和性并不是我们谈话中的禁
区。我知道妈妈和采藻都是从一而终的信徒，于是很奇怪她们怎么对这个话题知道
得那么多。我们聊得很放肆，讲了好多可笑的故事，把肚子都笑痛了。
    妈妈对我将要离婚感到惋惜，倒不是出于道德的原因，而是她觉得彼得是个好
人，他们一见面就很合得来。她很遗憾我们的婚姻不能继续下去。妈妈希望我能有
个家，过上安定的生活，她怕我将来会是孤独的一个人。
    姐姐们回美国去以后，我和妈妈又享受了几个月单独在一起的生活，我们俩几
乎像姐妹一样。我骄傲地把她介绍给我的朋友们。每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为她流利的
英语和典雅的举止所倾倒。我当时对大明星加莉。格兰特并不十分熟悉，可他却专
门打电话来邀请妈妈去参加他主演的新电影《触摸貂皮》的首映式。我从小就佩服
妈妈，她今天仍旧让我惊叹不已。真高兴能看到她在伦敦的社交场合中那么优雅自
如，既尊贵又风趣，简直像贵族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就是皇后。
    妈妈签证的有效期是六个月，可是期限还没到她就开始想念父亲和祖国了。按
说妈妈从小在上海就喜欢西方社会，现在又身在其中，可是她却怀念起自己的祖国

来。她看到所有的东西都会说：“中国的比这个好。”当我去图奎市演出的时候，
我把妈妈安置在一处能看到美丽海景的豪华饭店，可是她只看了一眼就宣称，连海
景也是中国的好。
    妈妈最后留在我眼里的形象是她的后背，她正走向伦敦机场的护照检验处。她
的头发在脑后盘了一个髻，胖胖的、圆圆的肩膀，就像我小时候在画书上看到的那
种中国母亲一样可爱。
    我当时不知道，就在那一时刻，妈妈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走出去了。
 
                         第十一章  餐厅演唱经历
    我用演“苏丝黄”攒下的钱———我的第一笔存款———在伦敦南区买了我的
第一栋房子，十九世纪的样式，有十二个房间。我很为这座房子而得意，可是因为
它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不太时髦的地区，我发觉有的人认为我家的地址显得不那么有
身份。
    第二次婚姻结束后，我又有过几次疯狂的恋爱和失恋，基本上是个自由人。然
而，生活并不那么简单。后来我才逐渐晓得，一个人在灵魂深处的自由才是真正的
自由。
    虽然我离过两次婚，不少人还是把我当成娇小玲珑的东方女子，以为我一定温
柔顺从。再加上我是个演员，而演艺界是出了名的随随便便。因此，他们就频频地
向我发出信号。我可是胆大包天，让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牎
    那年头常听人们说“选角选上了床”。这类传闻并非全是无中生有。可是我却
从来也没被人占过便宜，也许是我没有发出信号，或是我没有响应对我发出的信号。
不管怎么说，很多女演员去见制片人的时候都心惊胆战。后来我听说标致的男孩子
会碰到同样的麻烦，这倒让我心里略感平衡。
    妈妈走了以后，我一时没有工作。那时我的生活方式已经随着经济条件而改变
了。我要养一座大房子，又要付没完没了的账单。这让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我得
为生活而自己创造演出方面的工作，不能只是消极等待了。
    我考虑了很多种可能性，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才好，直到我看见以前自己灌的那
张唱片，才醒悟到答案就在我的面前。我决定到一些高档餐厅演唱歌剧。
    演了一阵以后，我的自信心逐渐增强，并且意识到我不仅唱歌不走调，而且还
能唱得感人。
    我以直觉来决定什么是我的特长及如何表演。我通常是冷静地走进场，先站在
话筒前等着观众静下来，和他们比耐性。我宁愿相信人类都是性本善，只要我自尊
自重，观众就会对我作出同样的反应。这一着果然奏效了。而且女人们也喜欢我，
真要感谢上帝牎有趣的是，在夜总会里演出的调子总是由女人来定，她们也最难捉
摸，而一帮男人在一起则更像是一群天真的男学生。大概男人们见我不是那种胸脯
高耸的金发女郎，所以没人起哄，而女人们也觉得我长得跟她们不一样，对她们没
有威胁，所以也能接受我。哪晓得长得与众不同也有它的好处呢？我倒是愿意相信
我和女性观众之间有一种默契。我从来都不在演出之外跟她们的男人打交道，我给
自己定下的规矩是演出前后都不露面。
    在演出中间上菜对我和观众都是一种打扰，所以我要求在我演出的时候不准上
菜，可还是难免有其他的干扰。我记得有一次在诺丁汉姆市的“园畔俱乐部”演出，
一位坐在台前的女士一直喋喋不休地大谈她的西班牙之旅。过了几分钟以后，我实
在是不能集中精力，只好停下来，压着火气对她说：“夫人，我演出的时候你一直
在讲话，搞得我都忘词了。现在请你不要再讲了牎”她惊诧地抬起头来看着我，嘴
都合不上了。其他的观众，包括跟那女人同桌的她的丈夫也欢呼起来。表演结束后，
那女人的丈夫到后台来找我，一开始我还挺紧张，可是他却以最英国绅士的派头握
住我的手说：“我和我太太结婚二十多年了，一直没办法让她停止说话。你是第一
个能让她闭嘴的人，恭喜你牎”
    令我欣慰的是，这类的干扰毕竟还是少数。如果有个别男人捣乱，观众里总是
有见义勇为的人出来维持秩序。我的策略是让男人们自己打出个结果来。不过女演
员遭受人身攻击的情形并不多。有一次我和大卫。弗劳斯特爵士（Sir.DavidFrost，
英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经常采访名人，包括总统等———译注）一起在至今还
很高级的“夸利诺俱乐部”演出，那还是他主持热门电视节目《上周如此》之前。
观众里有个怪人不知被大卫的哪句话激怒了，他抓起一个硬面包就朝大卫摔过来，
没有砸中大卫，倒是结结实实地打在旁边一位无辜观众的眼睛上。
 
                           第十二章  灭顶之灾
    1966年8 月26日这一天风和日丽，我醒得很早，准备乘中午的飞机到纽约去。
一想到在机场会有记者拍照，我便花时间好好地打扮了一番。朋友开车送我去了希
斯罗机场。因为我经常出国，连机场的护照检察官都认识我了，他像往常一样地和
蔼可亲。我没猜错，机场果然有记者给我照相。登上飞机以后，我还为自己是个名

人而沾沾自喜，心中充满了旅途的愉快。对我这种不安分的性格来说，飞机起飞总
是令我激动，呼啸声中带着一种企盼。那天中午，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令我担
心的事情。
    我坐的飞机起飞以后，伦敦的晚报就被摆上了售报栏，横幅大标题上赫然写着
：“采芹的父亲被整肃而死。”
    我在飞机上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在纽约机场我还奇怪为什么会受到贵宾式的待
遇。我的前夫彼得和他太太苏丝前来接我，我一下飞机他们就带我出了一个房门，
避开了移民局和海关检查。我想这两人一定干得不错，还有这种后门可走。旅途的
劳累和刚下飞机的兴奋使我对这种特殊待遇并未多想。在去曼哈顿的计程车里，我
一路有说有笑，对彼得夫妇的沉默也没在意。后来我一直对他们两人及美国移民局
对我的体谅心存感激。我当时并不知道，机场外面有好多记者在等着看我对噩耗的
反应。
    到了旅馆以后，幸好是苏丝而不是记者向我透露了这可怕的消息。我听了以后
顿时晕倒，医生来给我打了针，我就昏睡过去。第二天醒过来，我赶紧和在马里兰
州及旧金山的两个姐姐、伦敦的英华、香港的采茨讨论该怎么办。可是我们无能为
力，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后来通过报纸知道了父亲在中国的情况虽然很危急但至少还活着，可是我
们和家乡的任何人也通不上话。在以后的整整八年里，我们一直为父母的命运而担
心，却得不到他们的一点消息。
    就在一年前，我还接到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是给大弟菊傲的女儿过生日。他
的两个女儿坐在祖父母身边，她们的爸爸妈妈站在身后。现在想起来，那张照片其
实很令人担忧，父亲因为白内障而戴着一副墨镜，妈妈看上去很疲倦，她真的很显
老了。几个月以后，美国有报道说中国的媒体上有一条消息，声称周信芳是反革命
分子，这是运动中最常用的帽子。对此我当时并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会认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我是不可能理解的，因为我对中国的政治斗争根本就不关心。
    我以为父亲仍旧是政府的红人，不知道为什么会一下子全变了。我不是还有一
张父亲与周恩来握手的照片吗？周总理不是还去参加了纪念父亲从艺六十周年的演
出吗？以前在中国对外发行的杂志《中国建设》上还时常登载有关父亲的文章。我
根本无法了解父亲和其他艺术家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他们放弃艺术追求。除此
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个江青的阴影。
    回到伦敦，工作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又继续拍电影，一部是“007 ”电影《
你只能活两次》，还有一部是安东尼奥尼导演的《春光乍泄》。这两部片子里我的
镜头都很少，只要你稍微一闭眼可能就把我错过去了。
    六十年代末，我有意识地扮演非东方人的角色，以扩展戏路，增进演技。我在
康格里夫的话剧《以爱还爱》中担任女主角，场场满座。我还参加了惊险剧《两位
卡罗太太》的巡回演出。此剧曾在四十年代早期轰动一时，并由汉佛雷。鲍加（HumphreyBogart，
美国电影明星，曾主演《卡萨布兰卡》等名片———译注）与芭芭拉。斯坦维克
（BarbaraStanwyck ，美国电影明星，其银幕生涯自二十年代始，持续了五十九年
———译注）主演了同名电影。我不要命地工作，使一向沉默寡言的黑格医生头一
次面露焦虑，郑重地告诫我：“芹小姐啊，你可不要搞得这么神经兮兮的啊。”
    两年过去了，没有家里的一点消息，可日子还得往下过。
    中国发生的事情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慢慢了解到，现在中国一切的艺
术训练都被视为封建传统的延续。可是想想看我父亲如果没有严格的训练又怎么会
有他的艺术成就呢？他现在成了上海的头号公敌。这虽然是个可怕的消息，但我至
少知道他还活在人间。
 
                       第十三章  一段没结果的爱情
    1962年底，我已办好和彼得的离婚手续，正要开始餐厅演唱的生涯时，遇上了
著名电影评论家肯。
    肯当时三十几岁，我觉得他在公众场合的举止简直潇洒极了。他的谈笑风生在
社交场合是出了名的，在大学里就是个才子，而我一向喜欢知识分子。那时肯已经
是一个对演员和导演都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我来说高不可攀，我对他太崇拜了。
    我认识肯的时候，他已经和第一个太太分居了，但是还没有离婚。我和肯一直
没有同居过，因为我自己在伦敦的房子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两次婚姻失败以后，我
很看重自己的独立性。但是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我不去外地工作，我和肯就几
乎天天见面。
    肯大部分时间都心情开朗，甚至会像小孩子一样自我中心。我有时早上在他的
公寓里能听见他对着镜子，一边刮胡子，一边得意地说：“我才是城里最漂亮的剧
评家牎”好像他随时要听到别人的肯定似的，难怪他在大学里的外号就叫“孔雀”。
奇怪的是，他的真姓皮考克（Peacock ）在英文里就是“孔雀”的意思。

    肯是一个私生子。他父亲曾当过华灵顿市的市长，后来放弃了仕途跟肯的妈妈

罗莉塔。泰南住在一起，甚至跟着她也姓了泰南。跟我父母亲的爱情故事的不同之
处是，肯的父亲从来也没有和肯的母亲结婚。
    其实肯长得并不那么英俊，他又瘦又高，瘦长脸上的五官显得太大，可是他的
性格非常吸引人，从不乏味。虽然受到挫折后会发点小脾气，可大部分时间他都是
和蔼可亲，并尽力讨人喜欢。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那轻微的口吃，一下子让我对
他充满了好感，让我想起童年时我那个睡在衣橱里的可怜的表哥。
    他自称是个带自由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倒是觉得他更像是个不可救药的享
乐主义者。我对他说：“你是想的左，做的右。”可是他回答说：“在理想的社会
主义社会，但愿所有的人都能像我这样生活。”
    和很多男人一样，肯在不工作的时候不能一个人独处。所以他有空就想让我和
他出去吃饭，还以送我礼物为诱饵。可是我也要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所以我经常
不跟他去。
    肯在美国及欧洲有很多有钱有势的名人朋友。我通过他认识了很多艺术界里大
师级的人物。一次在伦敦的一个为柏林室内乐团举行的宴会上，我和伯脱特。布莱
特的遗孀海伦。薇吉尔坐在同一张沙发上。我发觉这位著名女演员的身材很瘦小，
相貌平凡。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后说：“我自己从来就不漂亮。”然后转过头去再
也不搭理我了。
    我和肯于1963年春在巴黎度过了一周。我们在一家三星级的小餐馆里等着传奇
人物玛琳。黛德丽（MarleneDietrich ，美国电影明星，生于柏林——译注）一起
来进餐。我算是没有白等。玛琳那天穿了一件很简单的深蓝色套装，虽然不是新衣
服但剪裁极为合体，还戴了一顶相称的贝雷帽。她那著名的高颧骨简直无懈可击，
一定是上帝亲手雕塑的。我注意到她的化妆不很经意，也许那天她太匆忙了，但却
把她映衬得更有人情味。我自始至终几乎没讲什么话，完全陶醉在她和肯说话时那
低沉而带磁性的声音里。
    跟肯那个灿烂的世界和辉煌的事业比起来，我的那点事业简直平淡得不值一提。
然而当我们两人独处时，他却有一种感人的本事，能让我觉得自己既聪明又有趣。
这大概是因为他有那种慷慨大方的秉性。他很爱听我讲小时候的故事，而且特别喜
欢我那个像他一样有点口吃的表哥。
    肯使我的眼界更开阔了。他对文学的热爱感染了我，让我意识到在遣词造句上
要有自己的风格，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他是第一个鼓励我写书的，甚至还帮我去
跟出版商谈合同。我那时什么也没写成，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然而这却给我的将
来撒下了种子。
    我们一年多的爱情平和地结束了，因为肯爱上了一个漂亮聪明的凯瑟林。哈尔
顿，后来和她结了婚。我很为肯而高兴。那时我已经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影
响我继续当演员，因为我整天生活在他的影子里，让我对自己的自信心发生了怀疑。
 
                           第十四章  闭门自省
    在美国，上帝又眷顾到我了。我的身体慢慢强壮起来，还找到了地方住。马龙。
白兰度的寡继母安奇卡。白兰度碰巧有个小房间出租，就挨着她在比华利山庄冷水
谷高级住宅区的家旁边。她和她的老牌制片人的父亲尤金。弗兰克尔一起居住。租
金不贵，而且我还可以用他们的游泳池和网球场。在我的起居室里有一个铁架子的
落地灯，是葛丽泰。嘉宝送给弗兰克尔先生的，算是好莱坞昔日辉煌的一点遗迹吧。
    在美国生活和工作非要有“绿卡”才行，我在这方面的运气很好。由于我的姐
姐们都是通过绿卡拿到了公民，所以只要我按部就班地申请就能取得绿卡，不过我
后来发现如果有个好律师，整个程序会快得多。我在“周先生”处两次遇到一个头
发蓬松的年轻人来吃饭，他订位用的是化名，吃饭也是一个人。我一直不知道他的
真实姓名。在闲聊天时，我跟他提起我刚刚申请了绿卡。第二天，我就接到了一位
先生从洛杉矶一个很大的律师事务所打来的电话。他说有人要求他受理我办绿卡的
事宜，而且全部费用都已经付清了。我从来也没有机会当面感谢那个让我受益的人，
因为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希望对我施惠以后销声匿迹，这是他的特权，如果我
执意要找到他就未免对他不够尊重了。我真的很需要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从大弟菊傲夫妇处有零星的信件来，他们终于可以和外界通信了。他们说父亲
刚被批准在冬天生个火炉取暖。这么说，他们在上海的严冬里连取暖的权利都被剥
夺了。一时间，我窥探到了他们生活的艰辛。他们对妈妈只字未提。我等了那么久，
就是想知道一点儿她的消息，现在我不用从字里行间找也能猜出原委了。我不得不
接受妈妈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但是我觉得我赖以生存的目标被永远地夺走了。
    我的情绪一落千丈，餐馆的工作只干了六个月就歇手了。没想到好心的大姐采
藻会给我寄来一些生活费。她写信跟我说：“我们不应该为钱而烦恼，我们都会活
下去的。”

    我是要活下去，自杀的事不会再干了，然而我很迷茫。我想隐居起来，让一切
自然发展。我在黑暗中躺了十七天，不记得自己吃过东西，只记得安齐卡在我的卧
室窗外整理庭院。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我想她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我没有被世
界遗弃，只要我需要，她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我没有要求帮助。我必须要自己走完这段自我反省的道路。求生的决心，再生
的勇气，我都必须是发自我的内心。可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却没有找到任何启
示。一天下午，我突然发觉放在床头柜上的小欧米茄手表不见了，就是那只离开香
港前妈妈给我的手表，我为它还向英国海关交了十英镑的税。手表早已坏了，表带
也断了，可是我走到哪儿都把它带在身边。我在屋里翻遍了也没有找到，只好走出
门来。十几天来，明媚的阳光第一次洒在我的脸上。在院子角落里有一只大垃圾筒，
装满了塑料的垃圾口袋。我并没有对找到手表抱很大希望，可是我开始平静地、有
条有理地在一个一个的垃圾袋里翻找。几个小时以后，手表找到了。
    当我在阳光下把表捧在手心里，看着小表盘上那一圈闪亮的金边时，我丝毫也
不怀疑，那是我死去的妈妈在看着我。她似乎在对我说，我不应该白白浪费这个她
精心创造和培育的生命。树干虽然被砍伤了，但大树不能死。
    我发了一场高烧，几天之后的早上五点钟，我突然一下子爬起来，径直走到我
的打字机前坐下。一点一点地，我记下了这十七天的心路历程：“沮丧就像是和魔
鬼在跳舞，向前走五步，又向后退四步，可是你还是应该为那前进的一步而高兴…
…第三步，你能体验到的惟一感觉是惧怕，怕什么呢？什么都怕。第四步，一切都
是黑暗。第五步，现在对你来说最好的事是让自己沉下去，不要觉得内疚。放松。
因为这是一个转折点……你要化作虚无……”
 
                          第十五章  艰难求职路
    从消沉中走出来，我不知道应该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望，反正我不想奔波于各
个电影场之间，指望在好莱坞发展一番事业。有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等
待。我那安静而富同情心的大姐帮我度过了这段时光。很早以前她就担心我这种狂
野的生活有一天会崩溃瓦解，但是她一句也没有责备我。她后来形容我的生活里是
作料太多，而主菜太少。我刚到洛杉矶的时候，她给我写信道：“在你最孤独的时
候，你必须记住，我爱你。”在其后的几年中，她的智慧是我的向导，她在精神上
和物质上给我的爱心和支持是我的精神支柱。她那富有同情心和慷慨大方的丈夫也
一直支持她帮助我。如果没有他们持久的影响和坚定的支持，我简直不能想像如何
度过那段时光。
    我开始以自己的节奏重新生活，一开始并没有去找工作，但是也没闲着。我早
上去上一个给墨西哥人办的学校，学费只要二十五美分。墨西哥人是去学英语，而
我是要重温数学课程。我每天下午到给穷人看病的免费诊所去做义工。我还每周一
次到“全国妇女组织洛杉矶分会”去接听电话，并记下留言机上的留言。总而言之，
我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同时又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到了年底，我离开洛杉
矶去和采藻一家过圣诞节。我是不会再住在洛杉矶了。
    大姐采藻一直想让我觉得她的家就是我的家，可是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太当回
事，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以前去过她家很多次，结果我觉得她的孩子比我自
己的儿子都亲近。塞琳娜像她的名字（Ser ena ）一样是个温柔伶俐的女孩子，
而我那个十几岁的外甥则像他的爸爸一样有个聪明的大脑。在郊外安逸的家庭生活
环境下，我在舐舔我的疮口。任何简单的乐趣都令我满足。我和正在学艺术史的塞
琳娜一起去华盛顿参观博物馆，但大多数的时间我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
    离开“周先生”餐馆已有一年，是该再次面对世界的时候了。是大姐采藻又一
次把我推向正确的方向。有一天她跟我说：“你知道，我可不是你的妈妈。”我一
开始还没明白她在说什么。她又说：“我不是你的妈妈，而是你的姐姐，可是你像
孩子依赖妈妈一样依赖我。”
    两个星期以后，我决定去找我的美国朋友莎伦和她的丈夫理查德。采藻到车站
来给我送行。我不愿意离开她，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采藻像往常一样镇静，她
等到列车快要开了才走下站台。回过身来，她对我说了一句：“你忘了你还有自己
的专业。”
    莎伦和理查德曾是我在伦敦时的房客，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们在波士顿的剑桥
有一处公寓，现在提出让我免费住在那里。莎伦经营一个小型而高档的文学刊物《
火神》。她的丈夫理查德从事商业咨询，他们在经济上各自独立。
    虽然我几乎身无分文，生活过得倒不像个贫民，我还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只是
在衣着上有点麻烦。冬天到了，我需要一件御寒的大衣。在工作方面我除了表演以
外别无所长，惟一能干的是当接待员，做办公室里最低级的工作。我年轻时干的第
一份工作就是接待员，如今在我这个年纪又要从头开始了。可是我只有一件貂皮大
衣，我总不能穿这件衣服去应征吧。那就不会有人相信我是认真的。所以我去了一
家旧服装店，花三块钱买了一件五十年代的旧大衣，又花了一块半买了一双塑料靴
子去对付街上厚厚的积雪。在雨雪交加的天气里，我乘上平时最讨厌的地铁，四处
去找工作。
    没人愿意雇佣我，理由是我看上去太有学问，他们怕我干不长，这还是在看了
理查德帮我准备的简历之后的决定。我很动了一番脑筋写简历，既要显得有一般化
的智力，又不能太轻浮。我是这么写的：香港巴特菲尔德公司的接待员（真实的）
；伦敦卡罗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员（编造的）；伦敦科太太物业公司的秘书（科太太
和她的秘书是一个人，她就是我）；洛杉矶“周先生”餐馆的接待员。
    我终于被引见给哈佛大学科学艺术学院的唐娜女士，她是院长的秘书，以雇佣
不寻常的人而著称。我去应征时，她本人给我的印象就很不一般。她问我如果让我
在全校自由挑选的话，哪个工作我最喜欢做。
 
                          第十六章  荒诞的故事
    我精神崩溃的时候正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向中国人民施虐的时候，而我
的复原又正好和粉碎“四人帮”的时间巧合。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了。对江青的公审让人们能重新
看待历史，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1978年8 月16日，在上海给
周信芳举行了有八百人参加的隆重葬礼，他的骨灰被安放在龙华革命公墓。著名作
家巴金致了悼词。大弟菊傲寄来的照片上满是数不尽的花圈，其中还有邓小平献的
花圈。
    两年后，当我得知菊傲一家已获准离开大陆时欣喜若狂。
    家庭受难的实情，父母悲惨的结局终于能被说出来了。菊傲讲了很长时间，在
我们这些身处海外的人听来，一切都那么荒诞不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发生在父
母和家人身上的那一幕幕惨剧，那一件件令人发指的酷行，听的人不能理解，说的
人也无法解释。当他们重温噩梦的时候，我们也重新感觉到内疚和无助。姐弟几个
紧紧地围坐在一起，沉默不语，空气中充满了我们的千思万绪，每个人都被囚禁在
各自悲伤的孤岛上。
    菊傲和敏祯第一次能无拘无束地对爱他们并且可信任的人倾诉，但讲的人和听
的人所能承受的却是有限。我脑子里只留下了几个日期，几件事情，都不按前后顺
序排列。其他的则是一团凄惨的乱麻，如果试图解开它一定能把人逼疯。
    父亲被关押了一年，然后在家里软禁，一直到他去世。菊傲坐了五年牢，然后
被送去劳改。谁都说不清为什么我弟弟被判了这么重的刑。不错，他是喜欢穿漂亮
衣服，也欣赏西方乐曲，甚至还打过扑克，这就是他的全部罪状。作为父亲的儿子，
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他是父亲在戏剧艺术上的接班人，是被彻底砸烂的对象。
    不可思议的是，监狱里虽苦却成了安全的地方。铁窗高墙把疯狂的民众挡在了
外面。抄家的那天是1966年8 月23日，就是西方报纸误报父亲死讯的两天以后。在
这之前的几个月，父亲一直处在上海京剧团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中”。红卫兵抄了
父亲和菊傲的家以后，大街上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来胡闹一通，他们把抄家当成儿
戏。
    那是个黑白颠倒、小人得势的年代。人类最原始的疯狂念头受到鼓励。红卫兵
做的第一件令人发指的丑恶行径就是当着全家人的面，把我家的狗活活打死。从那
以后，调子就定下来了，我的家人在这帮疯子手中所受的罪便可想而知。
    写到此处，我止不住浑身颤抖，脑海中是一幕幕惨不忍睹的画面。我那年迈的
老父亲，被一帮年少无知又幸灾乐祸的红卫兵们拖出家门，头上戴着高帽子，脖子
上挂着“反革命分子”的大牌子游街。不分白天黑夜，父亲和菊傲随时都会被拖去
挨批挨斗。留在家里的女人们则遭受各种各样的折磨，她们被迫弯下腰，双手向后
高举站立好几个小时，被称为“坐飞机”。红卫兵以针扎她们而取乐，被打耳光则
是家常便饭。和这些折磨比起来，她们宁愿被勒令去扫大街，可是还要遭受围观人
群的辱骂和嘲笑。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残忍，人群中也不乏在心中哭泣的人。有些红卫兵也并
不为“打砸抢”感到自豪，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随波逐流。有些人甚至还试
图帮我父母的忙。有一次，妈妈被勒令用斧头去拆狗屋，她那时已经很虚弱了。一
个红卫兵，也是朋友的女儿，一边骂着给别人听，一边拿着斧头来替妈妈拆了。还
有一个素不相识的红卫兵，利用抄家时的混乱给我家人扔来一堆保暖的衣服。
    我们家和上海很多的人家一样被洗劫一空，瓷器被砸碎了，父亲多年积攒下来
的丰富藏书被烧光了，他那些灿烂夺目的戏装和妈妈精心设计的家具都被迫廉价卖
掉了。

    1969年，菊傲被抓去坐五年的牢没有几天，父亲被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敏祯领
他去了那间昏暗的、原来是他书房的房间，他一进门就用视力已经很差的眼睛四下
里寻找我妈妈。她不在。父亲一言未发。他能说什么？敏祯知道，从那一时刻起，
父亲便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第十七章  回家
    我曾经以为再也见不到中国，可现在我要回去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和我
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我想起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我别扭地在他的书房里告别，却不知道那
竟是我们的永别。我辜负了他对我最后的嘱咐吗？没有，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过自己
是个中国人。我怎么忘得了呢？生为中国人就像是烙上了一个深深的烙印，简直就
跟信了一种宗教一样。尽管我千方百计要与西方同化，我的信仰里却没有背叛这个
字。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在生活上已经完全西化，而且我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
西方的标准看都算是异常独立，那么我能够适应中国严格的社会标准吗？我会在我
自己的祖国变成陌生人吗？
    还有一个难题，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去面对发生在我家的惨剧。我的内心充满了
矛盾。很多知道我经历的西方人也问我：你真要回到那个给你的家庭造成那么大痛
苦的国家去吗？惟一的回答是，比起人类命运的悲惨，我的个人悲剧是微不足道的。
中国已经变了，大门已经开了，我和其他爱国人士一样，有责任让这扇大门继续敞
开。更重要的是，我必须重新回去寻找我在生活中随意丢弃的点点滴滴。以前，我
曾把衣服随地乱扔，让佣人去拣拾，而现在我要自己拣起来。
    回家的心理路程是漫长的，而从纽约到北京的航程却只用了二十六个小时。
    我到北京的那天是1981年9 月5 日。我的航班晚点了很多。当我走进移民手续
处时，看到一个人举着个大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我的名字“周采芹”。从那一刻
起，我在中国不再用我的艺名“采芹”（TsaiChin）。中国把我的“周”姓又还给
了我，这是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为了迎接我回国，我的五个表演系未来的同事，由系主任阮若珊率领，已经在
机场耐心地等了我六个多小时，还一边猜测我长得是什么样子。他们后来说，当时
一下子就认出了我，因为我长着父亲的眼睛和鼻子。那当然，我总归是我父亲的女
儿嘛。
    我费力地和他们用普通话交谈，全国自解放后推行了普通话，和上海方言很不
一样，可是我连上海话都快忘光了。矮矮胖胖笑容可掬的系主任阮老师一定注意到
了这一点。果然，我刚一开始上课，她就从外语学院请来了吴国瑞老师给我当翻译。
吴老师在解放前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一个多月后，我正眉飞色舞地给学生讲课，
突然意识到吴老师有好长时间没有做声。我回过头刚要提醒让他翻译，却看到他的
脸上是一片茫然。我惊喜地意识到，虽然不太标准，但我已经可以磕磕巴巴地讲普
通话了。这是我收到的第二件礼物。
    第一天晚上我在友谊宾馆住下后，同事们告诉我已经安排好让我休息一个星期，
先在北京参观游览，然后再开始工作。中国人向来好客，再加上我是周信芳的女儿，
他们想把我这次的回家搞得特殊一些。可是西方人的急脾气却让我冲口而出：“我
什么时候能见我的学生？我要马上开课。”他们随后同意让我在下星期一开始上课。
    星期二早上八点半，我开始教授到中国来的第一堂课。阮老师陪着我爬上三层
楼的水泥台阶，然后走进一个阳光充沛的大教室，三十七个年轻的中国学生齐刷刷
地站起来，同声说：“周老师，早上好。”我觉得自己是个重要人物，就像是将军
在检阅士兵。
    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我一进门就把鞋子脱掉，坐在我特别要求准备的地毯上，
然后要求学生们也像我一样脱掉鞋子。这种随便的作风对他们来讲很新鲜。在我讲
课的几个月里我一直保持着这种轻松的气氛。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有时候
我真后悔不该把中国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一笔勾销。
    教室的另一边是一大群观摩的人，包括全国各地的戏剧教师和舞台导演。我是
第一次讲授这种公开课。我只能告诉学生们就当房间里的那些人不存在。
 
                        第十八章  父亲的艺坛好友
    我让学生们给我表演一段戏。他们都选择了曹禺在解放前写的《日出》或《雷
雨》的片断，剧中那些旧时代的人物如今早已不存在了。我能从这个练习里看出他
们的表演才能，就像任何一组学生一样，有一半人有天分，其中的几个很突出，另
一半人一般化，有几个则是让谁教都会头痛。
    这次练习让我了解到“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年轻人。一开始我不
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男生都愿去演一个备受欺凌的角色，他们毫不难为情地把他表现
得十分夸张。后来我才恍然大悟，这是江青样板戏中的两种典型人物之一，要么是
高大的英雄人物，要么是渺小的可怜虫。有一个女生表演了一个妓女角色，她演得
很别扭，因为直到近几年，她还根本不能阅读有关妓女的书籍，更不要说去接触真
正的妓女了。
    过分强调理论使得学生们缺乏本能性的表演。似乎多年来参加政治运动和那些
无休止的“自我批评”已经蚕食了他们的艺术创造力。由于任何的个人感情都不予
提倡，再加上中国人本来在公共场合就表现拘谨，所以就更限制了他们大胆地发挥
想像力。
    然而当我看到学生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做即兴表演时，很受感动。这些
小品真实又幽默，是他们的内心感受，是他们平时在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能理
解的事情。
    于是我在头两个月集中让学生们做游戏。我特别设计了声音与动作的配合练习，
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放松身体，相信自己的内心直觉，自然地对声音和感觉作出反应。
这种声音与动作的统一对他们来说是个新概念。
    学生们在声音上有很多问题，这一点我自己有切身体会。他们不太重视音质的
圆润，而那种低沉丰厚的嗓音在传统上被认为不够女性化，所以并不受欢迎。我的
办法是把他们的剧本前后颠倒，顺序全部打乱，让他们消除头脑中一切对这些角色
的固有印象，并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同一句台词。两个月之内，他们的声音，特
别是女生的音高全降下来了。于是每个人都很兴奋，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12月22日下午四点，以曹禺为主席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由刘厚生出面为我在著名
的新侨饭店设宴，让我与首都的戏剧界名人会面。客人们大多是京剧演员，包括我
父亲的同事和学生。那是一场很正式的宴会，按中国的习惯方式举行。用过点心以
后，大约有三十多个人聚在一间大屋子里，坐在铺着垫子的红丝绒沙发上，每个人
轮流回忆京剧泰斗的往事，情绪激动而感人。后来轮到我发言来答谢他们对我父亲
的赞扬。我觉得我的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不足以表达我的意思，所以我就用英语发言。
幸好英若成在场，他曾在北京主演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后来当了文化部
长，他的英语非常流利，所以主动帮我当了翻译。我同样也是感慨万千。我告诉在
场的戏剧界的精英，我在西方多年来一直想要好好表现我肩负的四重角色：中国人，
女人，演员和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女儿。我把这四条按正确的顺序作了排列，把中
国人和女儿排在前面，把演员和女人排在后面。首先是我对民族的忠诚，也是遵从
父亲对我的最后教诲。然后是对父母的孝心，这也是孔夫子所崇尚的。讲完了这番
话，我觉得自己做事开始像个中国人了。
    阮主任带我去访问父亲的其他一些活着的老朋友。我见到了夏衍，他个子不高，
是中国的费里尼，身边围了一群他养的猫。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剧作家及电影工作者
阳翰生，他见了我就语调沉重地说：“不要被悲痛压垮了。”不幸的是，父亲最好
的朋友，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和评论家田汉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去世
了。这是对天才的多大浪费，对一个国家的人才的多大摧毁牎我后来还见到了周扬，
这四个人被江青称为“四条汉子”。
    我在北京非常想见的一个人是王光美。她的丈夫、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在“文
革”中被迫害死了。我给王光美写了一封信，特别告诉她我在《斗争主题》中扮演
她时没有丑化她。她于是约我去见她。
 
                      第十九章  《暴风雨》大获成功
    王光美出身于富裕人家，她父亲是天津的实业家。她上的是最好的学校，并且
在美国资助的北京燕京大学取得了学位。以王光美的背景，她完全可以去美国享受
舒适的生活。然而她是个理想主义者，很早就决定要投奔延安的共产党。二次大战
后，当美国试图在国共两党间作协调时，王光美被中央军委外事部门派去当翻译，
她就此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从她在“文革”中自始至终保护和捍卫她的丈夫来看，
他们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她在磨难中增强了意志和尊严。尽管她在“文革”中备受
磨难，但仍显得高贵而迷人。
    我猜王光美的英语一定很好，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证实。我用英语问她问题，
她总是用中文回答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或许她觉得在禁止了十年以后，
她的英语已经生疏了，或许是出于经过整肃后的一种本能。批斗她的人甚至说她名
字中的“美”是亲美的意思。我们从来也没有提起过“文化大革命”。
    她送给我一张她拍摄的她的丈夫和三岁小女儿的照片作纪念。父女两人在照片
上笑着头碰头。她没有用一般中国人呆板的照法，而是抓住了一个快乐年华中的开
心时刻。从王光美家回戏剧学院，我心久久不能平静。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之后，似乎用排演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来检验学习成果是
个不错的选择。这将是《暴风雨》第一次在中国上演，也将是我的学生们第一次做
公开演出。
    《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和女儿米兰达在政变后被流放在荒岛上。他征服了
岛上的土人凯列班和精灵爱丽儿。普洛斯彼罗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去完成他的复仇，
然而他最后却懂得了宽恕。他在给予别人自由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新生。
    我请了我的助教梁伯龙老师来当副导演。他能帮助我理解朱生豪对莎翁的中文
翻译，并适当地做一些小修改使其更加易懂。中央戏剧学院同意了我的计划，他们
希望借此能“让学生们接触更多样的文化”。我必须要给全班三十一个学生分配角
色，这是让每个戏剧老师都头痛的事，好在剧中角色很多，每个人都能有事干。除
了年迈的普洛斯彼罗以外，让学生们理解其他角色应该不会有困难。
    在某种程度上，这出悲喜剧交织的戏有点像传统京剧。米兰达和腓迪南这对恋
人就像中国人理想中高雅纯洁的恋人一样，婚姻也要得到父母的赞同。我希望剧中
强烈的不公正及复仇的悲剧色彩能在观众中引起共鸣，他们在“文革”后受到的教
育应该能使他们理解宽恕的概述。从这一点上说，我希望排演这出戏也能帮助我正
视发生在我家的悲剧。
    十二月的时候，为了鼓励我们的艰苦努力，系主任取得同意让我们在露天举行
最后的一场排练。这是我的另一个新尝试。受了京剧演员在露天喊嗓的启发，我希
望学生们能在露天把自己的嗓音推到极限，这样当他们回到剧院时就会对自己的声
音有一种新的感觉。
    《暴风雨》在1982年1 月12日的首演是一场出乎意料的盛事。英国驻中国大使
珀西。克拉多克爵士和领事基思。亨特等前来出席。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有好多高
级干部也来看戏，我知道他们是来观看周信芳的女儿导演话剧，但我不知道他们都
是谁，所以也没觉得紧张或不自在。我只认出了一个人，周扬。他曾经是在文艺界
掌握大权的中央宣传部长，江青在“文革”中称他为“四条汉子”之一。他将近七
十岁，是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人。演出开始之前，我和周扬有一小会儿工夫
单独谈话。他用那双锐利而痛苦的眼睛看着我，直接了当地说：“是我给你的父亲
惹了麻烦，是我说服他写了那出关于海瑞的戏。”
    我被他的自责所感动。他自己也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不，”我回答说，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管他写什么戏都会挨整的。”
    因为父亲的名声，很多父亲的同仁都来观看我在中国当导演的作品。如果真有
天堂的话，我希望父母亲正在那里微笑地看着我。
 
                           第二十章  浪女回头
    一月底，一辆通宵列车载着我驶离干旱的北方大平原，奔向人口稠密的长江三
角洲。一块块油绿的稻田在我身边掠过，我终于要回家了牎
    在两天的旅程中，我心里想着的是还活在世上的人，而不是已经死去的。我想
着大大姐，丁老师，高个子的周炳华，富生和毛生。他们是和我的童年有紧密联系
的仅剩的五个人。耳边又响起了那首唐诗，要是我已经“鬓毛衰”了的话，他们的
可能就全白了。我不知道我以前的佣人现在会怎么称呼我，是叫我三小姐呢？还是
同志？
    我选择了乘火车而不是飞机，因为我需要一个人好好想一想。这又是一个对将
要到来的感情波澜的缓冲。
    当年离开上海的时候记不清是谁去车站送的我，这次回家也想不起是谁来接的
我，因为我的心里很乱。我只记得第一眼看到的是丁老师，是她的满面笑容，她的
不太多皱纹的脸，她的有些灰白的头发。我一下子觉得似乎什么都没有变。一种生
命绵延不绝的感觉贯穿我的全身，好像时间倒流了，好像我的父母就站在丁老师的
身后，好像生活中并不存在丑恶和残酷。
    我回家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还没等我放好行李，我过去的司机富生就已经到旅
馆来坐在了我的对面。他的稳重和沉静代表了生活中所有的简单化和永久性，一切
都是到后来才变复杂了。我又有了安全感。
    “富生，你记得吗？”我一见到他就说，“我们学骑自行车的时候你一直跟着
我们跑。”他记得比我还清楚。他对我们比对他自己的孩子还了解，而我们接触他
也比自己的父亲还多。
    没有人以流行的方式称呼我为“同志”。我现在成了“三小妹”，我听了很开
心。可是当富生一不留神又叫了我“三小姐”时，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几个星期以前在北京遇到几个从英国来的朋友，他们问我北京和上海的区别。
我把手一挥：“北京相当于华盛顿，上海相当于纽约。”他们马上就明白了。
    我的第一个责任是去给父母亲扫墓。可是却没有墓，因为他们被火化了。作为
一个爱国人士，父亲的骨灰属于国家。自从1978年被平反后，他的骨灰盒就存放在
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妈妈的骨灰由菊傲出国时带到美国去了。想来心酸，父母的骨
灰被分开了那么远。可是有人告诉我说，父亲去世以后，曾有好心的人把父母的骨
灰混在了一起。我被安排去拜访城外的龙华公墓。丁老师及父亲的两个朋友陪我一
同去。
    那是一个又大又安静的地方。入口处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毛主席语录：
“为人民的利益而死，重于泰山。”我走过它的时候心想，不知道父母死于“文革”
会不会也算是有利于中国人民，也许是吧，只要以后的人能更自由幸福地生活，不
要再像他们一样。
    我们四人肃穆地走过两边栽满青松的长长的甬道，甬道一直通到朴素的骨灰堂。
一排排靠墙存放骨灰盒的玻璃柜像书架一样。我被领到父亲的骨灰盒前，看到父亲
的照片放在一个盖了红布的骨灰盒前。想到父亲至少是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让我
感到一丝安慰。
    我终于可以亲自向父亲致祭了。这是一个试图在公开场合表达一种很私人的痛
苦的时刻。我不打算哭，可是我的身体开始颤抖。我带来一首用英文写的小诗，告
诉父亲我来看他和妈妈，献上不孝女儿的微不足道的敬意。我打开玻璃门，把诗放
在他的照片旁边。这个简单的动作止住了我的颤抖。我摸了摸他的照片才把门关上，
然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仅此而已。在我做这个短短的仪式期间，一直听见旁边厅
里的一个女人在号啕大哭她死去的亲人。她也是在帮我哭。
    然后，我开始去寻找童年记忆中的人和地方。随着生命之河不息地流淌，很多
都已经寻而不见了。
    我很想见到周炳华，我那个孩童时代的大朋友，当年是他带我第一次去了“的
的夜总会”。他没有到我的旅馆来，于是我试着去找他。私人电话在“文革”中都
被取消了，我就叫了一辆计程车去他的老住址。我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来看我，他是
怕我觉得他别有用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