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初露锋芒
1．替蒋招兵买马
黄埔军校草创之时，蒋介石耍了手腕当上了校长，而后便致信在上海交易所做
生意的陈果夫，帮他代办制服和军用品。不久又让陈果夫帮助买一些马匹。为替蒋
介石效力，陈果夫在上海为蒋介石网罗人才，招募新兵，很受蒋校长的青睐。
孙中山对陈炯明所抱的希望是非常大的，在“援闽粤军”最困难的时候，他几
乎是发动整个国民党的力量，支持“援闽粤军”维持和壮大起来。这些努力，获得
了一定的成功，“援闽粤军”由8000人发展到2万余人，并于1920年8月在福建漳州
誓师，打回了广东。1921年，这支队伍攻入广西，旧桂系陆荣廷势力垮台，陆荣廷
被迫出洋。
孙中山自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一直住在上海。桂系被逐出广州后，1920年
11月25日，孙中山重返广州，立即组织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1921年5月
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随后任命陈炯明为内务部长兼陆军部长，伍廷芳
为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
秘书长。
旧桂系垮台后，孙中山决定乘胜北进。1921年10月8日，孙中山催促非常国会通
过了北伐案，并在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准备分路出师北
伐。
孙中山的北伐计划马上就陷入了困境。原来，当孙中山在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
时，已和湖南军阀赵恒惕商定，北伐军借道湖南，直接进攻直系控制的湖北。这种
远离后方，不顾后果的作战计划，也亏得孙中山能想得出来。这个计划马上遭到陈
炯明的反对。由于北方直系势力正如日中天，赵恒惕害怕孙中山北伐不成反给湖南
引来兵火，又看实力在握的陈炯明反对贸然北伐，赵恒惕改变了允许北伐军假道湖
南的初衷，不允许孙中山通过。同时，陈炯明还断绝了北伐军的粮弹供应，刺杀了
粤军中支持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实力人物粤军参谋长邓铿，指使粤军不参加北伐。这
使孙中山假道湖南北伐的计划，一下子便胎死腹中。不得已，孙中山于1922年3月2
6日在桂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北伐军移师广东，改在韶关设大本营，由江西出师北
伐。为表示对北伐的坚决反对态度，陈炯明向孙中山电请辞去本兼各职，向孙中山
要挟。为减少北伐的阻力，孙中山于4月20日下令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
令和内政部长三项任职，专任没有实权的陆军部长。陈炯明向孙中山辞职，其本意
为向孙中山要挟，迫使孙中山出面挽留。想不到孙中山趁势赶陈炯明下台，孙陈矛
盾一下便激化起来。为避免予盾立即激化，陈炯明表面服从，离开广州，返回其老
家惠州，但暗地里在粤军中加紧了活动。
孙中山迫陈炯明下台，本以为他自己在粤军中有足够的威望，陈炯明不能也不
敢反抗。所以于1922年5月6日，亲赴韶关督师，并于5月8日发布北伐总攻击令，任
命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辉，分兵三路向江西进攻。5月末6月
初，北伐军接连攻克龙南、元镇、赣州、吉安，江西军阀陈光远弃职逃走。
陈炯明毫无反抗地服从孙中山，本是另有所图。当看到支持孙中山的部队远离
广州，牵制于江西战场，立即下令自己的亲信叶举等率粤军50营全部开进广州，控
制广州城，6月16日凌晨，陈炯明派兵4000人转攻总统府，炮击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
宅粤秀楼。并悬赏20万元，杀死孙中山，孙中山被迫突围，17日登上“永丰”舰。
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政变成功，使正在江西前线作战的北伐军一下处在前后受敌
的困境。7月下旬，被迫分途向江西、湖南边境撤退，企图回师广州。但此时北伐军
第一师宣布支持陈炯明，海军中的三大巡洋舰也背叛了孙中山。孙中山在风雨飘摇
中于8月9日离开了广州水面。
陈炯明跟随孙中山十几年，在军事上一直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孙中山无
论如何也想不到，陈炯明不仅背叛了他，而且还想置他于死地。陈炯明的叛变，也
使孙中山数年辛苦经营和满怀的希望一扫而空，被迫重新回到上海租界，去过类似
寓公但又不是寓公的生活。对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认为是“祸患生于肘腋，干戈
起于肺腑”，因而烦恼已极。1922年9月18日，他在上海发表的《致本党同志述陈变
始末及今后方针书》中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人死，
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当蒋介石在“援闽粤军”
中时，就对陈炯明非常不满。原因很简单，就是陈炯明不想让蒋介石在粤军中也占
有一席之地。所以每当局势紧张时，陈炯明一再给蒋介石发电，要他回去“共赴时
难”，有他的活干；而当紧张局势过去时，陈炯明要么让蒋介石成为无所事事的闲
人，要么唆使蒋介石的部下和同僚，赶蒋介石走。蒋介石在粤军中前后总共4年，当
他1922年4月23日最后一次辞去第二军参谋长时，还是光杆一人。
陈炯明自从率“援闽粤军”打回广东后，孙中山对陈炯明宠信异常，视之为民
元前的黄兴和民国二年后的陈其美。所以，陈炯明除了继任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
长外，回到广东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在国民党
中，俨然一人之下，众人之上。
陈炯明权力欲旺盛由来已久。辛亥革命广东独立后，公推胡汉民为都督，陈炯
明对此大为不满。1920年陈炯明打回广东并进占了广西后，身兼粤军总司令、广东
省长、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四职，权倾一时，但陈炯明并未以此为满足。
陈炯明和孙中山矛盾激化，是由于对北伐的看法不一致。陈炯明并不反对北伐，
但他认为，两广刚刚平定，内部尚不稳定，目前应该“保境息民”，待条件成熟，
力量准备充足，再北伐不迟。而孙中山则想乘定两广之余威，一鼓作气。从当时的
形势看，陈炯明的看法实际上更为现实，所以也得到了当时在广东的一些知名人物
包括陈独秀的支持，这使陈炯明在和孙中山对抗时更加自信。
1921年9月13日，蒋介石由上海到达广州，随后到广西南宁会见陈炯明，和他讨
论粤军参加北伐的问题，发现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北伐计划颇具异议。由于此时陈炯
明很受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从南宁回到广州向孙中山报告了陈炯明的情况后，觉
得自己夹在孙陈两个巨头之间，处境尴尬，蒋介石不能不向孙中山如实汇报自己对
陈炯明的看法，而汇报了又不见得取信于孙中山。于是，一走了之，先避居香港，
随后干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回了老家溪口，免得两头不讨好。
在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人的多次电催下，1922年1月18日，蒋介
石回到桂林北伐军大本营。他立即发现，他担负的仍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使，孙中山
除了让他忍辱负重而外，他仍无所作为。所以他向廖仲恺提出要回后方办兵站，廖
仲恺不允。1922年4月20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内务部
长职，同时派蒋介石去广州向陈炯明解释，待蒋介石到广州时，陈炯明已避往惠州。
蒋介石看到孙陈矛盾已不可调和，于是4月22日晚在三水谒见孙中山，要求孙中山采
取果断措施，调动力量，进攻石龙、惠州，解除陈炯明部武装，以消除陈炯明对北
伐作战的威胁。
从当时的局势和孙陈的关系看，蒋介石的主张是非常高明的。但是，由于孙中
山过于相信陈炯明，并没有采取行动。蒋介石看到事已至此，自己无力扭转大局，
便于4月23日他和孙中山同返广州时，提出辞去第二军参谋长职务，并于当晚登上轮
船返回上海。孙中山闻讯，亲赴蒋介石住所挽留，蒋介石不听。
由于和陈炯明长期共事，蒋介石对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与共事”的性格是相
当了解的。1921年3月5日，蒋介石写信对孙中山说，“先生之于竞存（陈炯明字竞
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
生善诱之而已。”陈炯明暗杀邓铿后，蒋介石认为陈炯明是在清洗内部，一旦陈炯
明能够完全掌握粤军，必不听命。因此，“欲北伐成功，必先讨伐陈炯明”。1922
年4月23日，蒋介石离开广东后，于5月25日致电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
人，对陈炯明部由桂林返回广州表示担心，强调要“先巩固后方，再图北伐”。6月
1日，蒋介石又写信给许崇智，声称“非从速回兵解决广州根本，决无安全和平之道”。
并说：“吾果能先发制人，则无论其集中东江或盘踞省城，不难一网打尽，否则犹
豫不决，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
6月1日，当孙中山带部分卫队返回广州时，也发现了陈炯明有兵变迹象，但他
除发电给远在溪口的蒋介石要求其前往广州外，并没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蒋介石
知道孙中山拿不出得力的措施，所以不管孙中山如何电催，既不拒绝，也不复电，
静观时变。直到陈炯明发动兵变，炮击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逃上永丰舰，他才
急从上海赴广州，在白鹅潭上指挥海军和陈炯明对峙了50余天。陈炯明的叛变，使
蒋介石得到了一次“临危赴难”的表现机会，更加受到孙中山的信赖。
在孙中山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最令他苦恼的是两件事。一是没有一个团结、奋
进、有战斗力的党；二是没有一支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每次大的失败之后，
他都试图解决这两个难题。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几乎陷于绝境。不久，他利用滇桂联军和退往福建的
许崇智部将陈炯明重新赶出了广州。但是，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和一个有活力的
党，仍无从下手。最后，他接受了苏联代表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又按照“治军必
先治校”的原则，仿照苏联军校的管理办法，决定建立自己的军校。
孙中山决心建立军官学校始于1921年，在1921年12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马林
的谈判中，已经商定。但这时孙中山正沉浸于取得对旧桂系陆荣廷战争胜利的欢乐
之中，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还没公开反对他，他自己也正忙于筹划北伐，筹办军校的
事，也就是说说而已，并没有放上议事日程。
1923年春孙中山再返广州，重组大元帅府后，由于自己手中没有力量，仍是
“空头大元帅”，开始着手建立军校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由蒋介石为团长，由沈
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四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党务和军事，
参观苏军装备和红军各种军事学校。接着，国民党又通过了一个“建立陆军讲武堂”
的提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定后，命名为“国民党军官学校”，拟由孙中
山任校长，由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筹划开办和选定教职人员。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真正能对孙中山有影响的人仅只蒋介石一人。而孙中山
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的目的，也是让他回来筹办军校。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返回
广州。24日，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7人，即王柏龄、邓演
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和宋荣昌，由蒋介石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28日，指定位于广州黄埔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校舍为军校住地。蒋介
石也积极行动起来，2月8日召开校务筹备会议。10日，分配各省区预定招生名额。
正当军校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2月对日，蒋介石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
职。随后离开广州，返回奉化。此时军校正在筹办中，为使筹办工作不致中断，2月
23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悄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5日又派邓演达专程赴奉化
请蒋介石回粤，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以公文的形式向蒋介石发电，该公文
称蒋介石请辞一事孙中山不准。在多方挽留下，3月2日蒋介石致电孙中山表示放弃
辞职，尽快回粤主持军校筹备工作。4月ZI日，蒋介石在许崇智陪同下返回广州。5
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蒋介石在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任上为什么突然辞职？原来，孙中山虽然
决定由蒋介石筹办军校，却未决定由蒋介石出任未来军校的校长。根据内部协商的
结果，最初决定由程潜任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为此，蒋介石觉得他又
是“为她人做嫁衣裳”，所以不顾一切，愤然辞职。他在辞职的同时，派其秘书前
往军校筹备委员会，宣布筹备委员会解散，叶剑英后来对这一情况作了详细的回忆。
他说：
“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我那时候是第二师的参
谋长，廖仲恺先行邀我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二师参加了筹
备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
时候，有一天，蒋介石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
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
的人大多是蒋介石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
分人也表示了怀疑，因此决定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象山县
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
该了解，办黄埔学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
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
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因此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困难了。
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因为蒋介石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
中山先生表示要另请他人，他才回到黄埔来。”
叶剑英所说的“蒋个人闹意见”说的就是孙中山要派程潜为黄埔军校校长，因
此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一事。不过，蒋介石的“意见”毕竟是闹的大大了一点，他这
一闹，差点断送了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
陈果夫在上海多年，熟人不少。1924年春，黄埔军校开始筹建，校长蒋介石电
邀陈果夫赴粤，未往。是年九十月间，蒋校长命陈果夫代办军校学生制服及一切军
用品、印刷品及机器等。陈果夫说：“民国13年，我住在上海养病。大约九十月间，
黄埔军官学校蒋校长从广东派人送了一封信来，命我代为办理军校学生的制服及一
切军用品、印刷品及机器等。因为当时广东的风气不好，物价既贵，学校的经费又
困难，所以要在上海采办。的确，上海的东西，连运费在内，要比广州当地采办的
便宜1／5至1／3的价格。第一批东西，系500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
及衬衣等。正式报关，交由转运公司起运。那知服装店经理巴结生意，在每件制服
里面，钉上一块白布，海关上一检验，觉得特别触目，认定是军装，就全部扣留。
我得了这信息，焦急万分，……虞洽卿等从中帮助，经十余天之努力，终算将被扣
留的军服等收回。不过其中有束腰皮带、枪带和刀鞘三样东西，海关方面认为军用
品，必须充公。许监督对我说：“这一点东西，不过是作为酬谢关员的意思，你也
不必再追究了。所以这件事，只好承认晦气，损失数百元。可是军服等虽已收了回
来，仍然不准出口，这又使我感觉困难，几次向海关监督公署商量，没有办法。据
该署中人说：有一路可通，不过要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官家是绝对不能通融的。于
是托人打听，探得上海有一家公司，专门偷税，包运货物，并且运费较正式报关起
运为便宜。我找到了之后，深恐靠不住，先派人用少数东西，试了一试。过几天，
广州来电，居然如期到达，并没有出什么岔子，这才放心，将这一批服装等等，完
全交由该公司代运，不久全部到达广州，送到指定地点，而且计算起来，比正式办
法便宜数百元。后来黄埔军校所用的军装皮件，以及教导团第一、二团全部的棉衣、
军毯等等，均在上海制办，都是交付那个公司负责装运，几件大衣或几套棉衣，包
成一包，每包至少比较正式报关起运要便宜一元几角，而且稳妥简捷。有了这次经
验，我才明白北京政府时代海关上的弊端重重，与那个公司，实在是声气相连的，
不但关员与公司相通，就是码头工人、轮船买办。水手，也是一鼻孔出气的。有一
次，我们的货物正在上船的时候，被一位新任的外籍关员看见，抓住了人。但因为
关员人少，毕竟被环境所同化了。还有一次，在码头上被巡捕发觉查出，正要把人
货扣留的时候，忽然两个流氓在旁边打起架来，这巡捕就前去劝解，等到事毕，再
找那个夫役，早已偷运过去了。从上面两件事看来．可见海关与码头上的情形。所
以我们虽在北京政府托工亮畴设法弄了几张护照来，仍未利用。还有些东西，我们
是在上海永安或先施公司定买的，由香港运到广州去交货。广州与香港之间，交通
非常便利，应当由广州到香港定货，较为便宜，而不料k海定买香港货，在广州交割，
反而比在广州或香港定货，便宜1／5的价格，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是年底，黄埔军校决定成立教导队，开始招兵。陈果夫奉总理委任为招兵委员
之一，并主持其事。陈果夫说：“到厂年底，校长转来一张总理委任状，要我与赵
澄志、刘祖汉三人为招兵委员，并由校长指定要我主持其事，那是为了黄埔一、二
两团教导队征募的。校长要我们在江、浙、皖三省招募新兵。我对此全系外行，所
以校长陆续派了陆福廷、戴任、王震南。王伯群、胡公冕、陈乐亭、周少游诸先生
来帮助。新兵的来源，最重要的地方为温州、金华和徐州三处。当时总理曾打电报
给卢永祥，请他从旁帮助。卢表面虽是答应，暗中却破坏。这时齐燮元和卢永祥两
人发生冲突，卢永祥也正在招募新兵。我们有一批从金华招来的新兵，约计有100多
名，经过杭州，被卢永祥发觉扣留，意欲留为己用，虽经我方交涉放行，结果到了
上海北站，仍被他们用电报逼回来，回到杭州，就下令解散。这批新兵，来自金华，
身上又没有钱，进退不得，后被他骗人营去。还有自徐州招来的兵，也被齐燮元、
张宗昌先后截留。更有由内地送来的时候，半途被其他招兵机关高价收买，或被诱
骗过去的也不少。到了上海以后，除了每人发给一张船票和几角零用钱外，另外又
分发了些罐头、酱菜，规定几个人合用，才派押运员押上船送往广州。因张毅、张
贞、洪兆麟、范石生等部队，也在各方面招兵，因此，经过厦门、汕头、香港，一
路上又有被他们诱骗过去的。这种损失，也很可观。当时我们认为徐州来的新兵最
好，因为有不少还拖着辫子，是原来的乡下人，和上海附近所招的不同。处州、金
华招来的兵，也还不错。温州的好闹事，不能安分，住在旅馆里，上下码头时，闹
了不知多少次。校长接连来电，命令我们不要招收内地的土匪，而有些招兵的人，
平时爱护家乡的，往往要招些土匪出来，还有些小包头儿，就近招些流氓棍徒充数。
在这次招兵中间，很可以看出各式各样的人心。招来的兵，有些来骗钱的，有些是
被人用法子骗来的。招兵的人，有被人骗了的，也有因公牺牲的。论成绩则以陈乐
亭招来的金华兵、卢仲英招来的金华、杭州、上海（在上海失业的浙江人）各地的
兵为最多。王震南招来的台州及峰县兵，赵澄志招来的处州兵，数目虽少，大半勇
敢稳健。陆福廷的苏北、皖北的兵，亦多可取。戴任与胡公冕的温州兵则好坏不等。
王伯群因所托非人，未招一人，反而赔了一笔钱。有一个叫孙良的，从前曾在方振
武部队里，当过几年连排长，在校长面前，自告奋勇，情愿到上海来任招募的事情。
留在上海两个月，未见募到一人，催了他几次，自觉无颜，只好自己领了一张士兵
乘船的票，偷偷地回到广州，后来当的连长。校长东征的时候，派他在前线作战，
因未奉命令，擅自退却，遂被枪毙，他是实行连坐法中第一个被正法者，还有一件
事，……就是我们有一批在杭州以西担任金、衢、严等处招兵的人，在孙传芳进占
杭州之后，被捉了去，孙传芳为立下马威起见，就把其中张亮、张式球、腾志云、
张得胜四人枪毙，这是因公牺牲的人，值得我们纪念的。周少游、戴任二位先生早
已去世，他们当时的努力也是应该纪念的。自14年春到15年4月底，我移交给杨啸天
办理时为止，总计所招的新兵，约四千数百人。自招来之地起运至广州为止，连各
种费用及损失在内，平均每人计费ZI元数角。这是算黄埔部队里的基本兵，与黄埔
学生官长合起来说，也就是统一中国的基本的队伍。”
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上海招生时，陈果夫仅负责转汇经费及电告各方情形。到第
三期招生时，陈果夫任招生委员。
其时，蒋介石率军校学生及教导团东征，部队需要人才，故来上海投考军校者，
只须缴验证明文件，认为程度相当，即每人发给旅费12元，自行前往广州报到。至
军校第四期招生时，蒋介石派第一期学生王仲廉、郭剑鸣等到沪，帮同办理招生事
宜。报名处设干环龙路44号，考试地点设在上海大学。陈果夫说：“那时，上海大
学办事人与共产党关系很密切，和环龙路方面站在相反的地位，双方暗斗颇烈。幸
我未参加他们的争执，所以倒还没有什么冲突发生。不幸最后一场考试的那天，被
闸北警察发现，将学生解散。差幸那天已经考完，最后一课，无关紧要，所以也可
算完满结束。四处共招生一千四五百名”。
黄埔军校初办时，马匹甚少，只有两三匹。教导团成立，东征需要马匹，所以
蒋介石电命陈果夫在上海买马。本来上海那个地方，并不是买马的地方，采办很不
容易，幸而戴任的女婿吴艺汀对此道，平素很熟，打听得跑马厅当局，向外面买来
的马，有一部分，因为不善奔跑而被淘汰，廉价出卖，这种马恰恰适合需要，陈果
夫就找了一位识马的人，选买了19匹。第二次，蒋介石要采买驴子，比较上就有些
困难了，不过为数不多，只要二三十匹。认识了门径，尚不难办到，一共买了三批，
总数50几匹，买马及驴子，最大的困难，还是在装船问题。大多数商船，都不愿招
揽这笔生意，每匹马或驴子的运费，本就不小，还要加上它的装运木笼租费，每只
就要四五两银子之多，好容易费了很大周折，才把这些马和驴子全部装走。
广东方面，又需要很多的军官和军医、无线电以及其他技术人员。陈果夫奉蒋
介石电命设法罗致此项人才。陈果夫说：“关于无线电人才，当时北京政府之下，
颇有些与我相识的，不过很不容易找。有个姓朱的，我跑去找他六次，还是因为嫌
路太远不肯去。还有几个姓邱的、姓华的、姓李的，都经跑了若干次，没有允许，
因此，无线电技术人才，一个也没有找到。一直到15年的秋天，在广州开办训练班
时，才找到三四位。当时技术人才的稀贵缺乏，可想而知。军医经多方设法，才找
到了四个介绍去。另外，又找到一个自言在沈阳兵工厂会造迫击炮的人，我报告了
校长之后，就约了他到广东去。当时我们的计划，预备筹建一个兵工厂，在三个月
之内完工，三个月之内制造迫击炮100尊。这个计划，后来居然给我们做成功。其间
曾养甫吃的辛苦要算最大，那时由上海买的机器，运到关上，因恐英国关员留难，
不能如期开工，乃由养甫率领了几只兵舰，趁那商船进口的时候，在虎门把机器截
了来。讲到那制造迫击炮的人，倒确实内行，可惜人格差些。又找到一个制造飞机
的人，不数天给某厂请去了，我发给他的川资也不缴还。至于军官，经各方介绍成
功的，共有20余人，我不能记下每一个人的姓名。总之，有些是现在赫赫有名的，
也有已经成仁者，当时都发给川资，送往广东。”
陈果夫在上海协助建军，招兵买马，采办军用品，经费很感困难，所以用钱非
常节省。陈果夫说：“14年底到15年初校长东征时，由各地来到上海的新兵，非常
拥挤。其时有海员罢工风潮，航运不通，无法输送，若是遣散，又觉太可惜，维持
现状，又是要钱。那时广东汇来的钱，已经用完了。凡是可以通融的地方，差不多
也借完了。我个人的信用又有限，所以连校长家里预备的家用，也被我抵借用了，
就急电校长，请示办法。校长第一个回电说：‘把他的家用钱，、拿去先用救急。’
其实他的折子里，存款不过一千数百元，不够作两三天的维持费用，而且早已被我
抵押支用。第二次回电嘱不必着急，他说：‘我自有办法，5号一定可以占领汕头，
6号就汇款子来。’当时我接到这电报，觉得距离5号，还有10天之久，那能断得这
么准确。但是我接到了这电报，胆子却大了不少，并且敢向钱庄上的朋友，再开口
商量一笔半月归还的数千元借款。因为一般朋友，对我的信用还好，不到半天就成
功。后来5号那天，果然占领了汕头，第二天就汇了款来，丝毫不爽，使我最后一笔
借款得以提前归还，更坚定了我的信用。校长这种先见之明，实在是值得我们敬服
的。”
陈果夫为了省钱，只雨天坐黄包车，平时都跳电车；只用一个助理，一切开支
十分俭省。陈果夫说：“戴任扶老先生年纪虽已60几岁，然而精神非常焕发，对于
招兵事情，奔走颇为热心，无论到那里，从不曾坐过一次汽车，也不常坐黄包车，
有时还用两腿跑路，比较远的地方，才偶坐一二次车子。有一次，我在乘电车时，
看见他挤在人堆中跳电车，我看见他这样冒险，非常担心，就上前去劝阻他，他老
先生听我说他年纪老了，就马上表示不服老的样子。他说：‘你能跳电车，我就不
能跳吗’？又说：你既不坐黄包车，自然我也不好坐黄包车，只得跳电车了。因此，
我和他约定，凡属雨天，我们俩都坐黄包车。那时我们的经费，并不充裕，所以愈
省愈好，我的机关里，只用陈振海一人做助理，平时间的公费和一切开支，都很简
省，与其他招兵机关不同。”
上海华洋杂处，情形复杂，流氓乱敲竹杠，巡捕必须打点，码头工人要小费，
北洋军阀的官兵，竟抢东西。陈果夫说：“上海码头上的一班流氓，知道我们送出
去的，多是招来的新兵，就趁此敲些小费，每名上船，须缴款一角至三角。同时，
巡捕房方面，包打听、巡捕等等，平时暗中帮忙，也要酬谢些钱。我们当时曾由周
少游结纳了一位包探王宪章，帮忙打招呼，因此，我们在这方面的破费也不少。久
而久之，我们发生的事日多，码头上的人，欲望也随着一天大一天，每名收费涨到
五角钱以上。这样一来，就难应付。其时刚巧张宗昌到了上海，我就利用李徽五的
关系，请他帮助，又托李徽五介绍与姓常的警察厅长见了一次面，又亲自去找上海
县李县长，于是在中国地界小东门里，租了一处房子，挂了一张‘揭普道路募工驻
沪办事处’的招牌，对外就说是招募工人。同时，又常常到法院与县公署各方面去
接洽。所以工作进行非常顺利。不料一个月后，张宗昌宪兵换了防，对于后任的宪
兵队长，未及联络招呼，他们一打听我们那里是个招兵机关，认为这是可以敲诈的
机会，就派了大批宪兵来捕人，捕不着主要人，就把我们的新兵与管理员，一起赶
走，一切东西，抢个精光，甚至有几个人，急忙中来不及套上外衣的，也被赶了出
去。这样一来，中国地界站不住足了，不得不‘回到租界去。码头上的流氓，得了
这消息，格外大涨其价，每人要缴一元的小费，方肯放行，几次商量，没有效果，
只得照付。后来电告校长，到15年春，校长派了杨啸天先生来，索性不做下层工作，
去和黄金荣商洽。那时广东方面情势，渐渐转好起来，租界当局，也不取干涉态度，
竟至让我们在朱葆三路平安旅社，包一个四层楼面驻新兵，上船去可以带着大队走，
一直办到16年为止。”
最使陈果夫头痛的事是碰到一个姓金的招兵委员，不断敲索，这种人实为当年
“兵油子”的头儿。陈果夫说：“有一个姓金的招兵员，是由赵君找来的，曾命他
在浙西招收一班退伍的兵，但是他招来的多是一些不安分的人，广东屡次来电，嘱
咐停止招收，可是他仍不断的送了来。当时我们的招兵接洽机关，设在上海证券物
品交易所内，挂了陈希曾经纪人的牌子．表面是做生意，实在每天按时前去，暗中
接见客人，秘密接洽招兵事情。金某在某处探得我家里的地址，就带了几个人来找
我，意在敲索。当时来势汹汹，本人因为没有钱，遂置之不理，他也就无可奈何，
悻悻而去。这一走之后，明知他必不肯干休，我遂离开了住宅，搬到季陶办事处去
住，一面托原介绍人向金理论，结果他还是雇了许多人到我家里来滋扰，我不得已
想了一个办法，就远去杭州，住在杭州西湖饭店，写信请其到杭州来理论取款。因
为那时孙传芳对于招兵的人，查缉很严，我和金的名字，他都知道，这金自己对我
说过。我冒险到杭州，料想金是一个表面强硬，内心懦弱的人，决不敢前来，那时
我另找一位姓竺的朋友，出面和他理论，因竺有点实力，金又不敢到杭州来，所以
不久就平服下去。”
1926年3月，陈果夫奉召南下抵革命策源地广州参加革命北伐工作，上海方面的
招兵工作，移交给杨啸天办理。
2．蒋校长“打着红旗反红旗”
与孙中山“共患难同生死”的蒋介石被孙中山正式认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兼任
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要塞炮台前竖起一面大红旗，旗上写着斗大的“蒋”字。蒋
介石披着一件拿破仑式的斗篷，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廖仲恺被刺，蒋介石抓住良
机，联合汪精卫，排挤许崇智、胡汉民，奠定了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
1924年3月2日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重提昔日永丰舰上“共患难同生
死”的一幕，希望孙中山能像当年对陈其美那样深信和重用他，不但要让他专心办
学，而且要让他过问军事政治。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并不介意，并满足了他的一些要求。3月ZI日黄埔军
校入学考试时，孙中山仍任命蒋介石为入学考试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不在广州，
暂由李济深代替，同时派许崇智到奉化劝蒋介石。
孙中山之所以如此器重蒋介石，是因为缺乏军事人才，而且蒋介石已受命考察
过苏联军事；再就是永十舰蒙难之时，蒋介石的出色表现深得孙中山的好感和信赖。
后来蒋介石发现再不赴广州上任，其职位就可能被他人占去，于是动身，4月2
1日到达广州，26日入军校办公。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
兼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9日廖仲恺被任命为军校中国国民党党代表。校长和党代
表之下，分设政治。教练、教授三个部和军需。管理。军医三个处。
从5月5日新生开始陆续入学，到6月16日正式开学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多次对学
生进行“精神训话”。训话内容主要是讲革命与做人的意义，军校的教育方针，遵
守纪律，团结同志和爱护百姓等。为了树立他个人威信，使学生和官兵养成对他个
人崇拜，他大谈自己创办这所军校的艰难，以及他过去的光荣经历，当然免不了要
提及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共患难同生死”的光荣历史。
长洲要塞与黄埔岛毗邻，防务一并归属黄埔军校，蒋介石兼任长洲要塞司令。
要塞炮台前竖立一面大红旗。旗上写着斗大的“蒋”字，如同中国封建时代的将帅
旗。从要塞司令部到军校的距离不足一里路，而蒋介石每天上下班，总是戒备森严。
他披着一件拿破仑式的斗篷，前面有副官开道，四个武装整齐的士兵跟在其后，步
伐整齐，威风凛凛。如果学生、官兵在路上遇见他不敬礼，他一定要给予处分。
军校刚开始一个时期，蒋介石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生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尤
其是早晨起床号吹过后，他会突然闯人教官或学生的卧室巡视，如发现没有出操而
偷睡懒觉者，便给予训斥和重罚。他常亲临训练场地监督训练。为了在生活上不显
示特殊化，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
蒋介石是靠办黄埔军校起家的，但是在军校刚刚建立之初，在军事技术、经费、
军械等方面都要靠苏联的支持，所以他不便站在右派一边，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
共政策，而常以不偏不倚的中间面目出现。与国民党一些元老们相比，蒋介石算资
历最浅的了，而这些元老正是蒋介石通向党、政、军权力道路上的绊脚石。为了提
高自己的身价，与国民党元老们一决雌雄，蒋介石迫切需要得到苏联顾问和中国共
产党人的支持。因此，蒋介石往往又以比较左的面目出现。
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在考察完了苏联后，回到广州，把对苏联考察情况向孙
中山做了口头报告。在此之前，蒋介石在上海还寄给了孙中山一份《游俄报告书》，
在蒋介石的书面和口头报告中，蒋介石赞成利用俄援和以苏联红军为样板办校建军，
但他本人对苏联持怀疑态度。在《游俄报告书》中，他写道：
“俄共政权如一但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
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1924年3月，蒋介石辞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在奉化溪口居住期间，于3
月14日给廖仲恺写了一封信，信中称：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
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
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
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
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低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帷一方针，乃在
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
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
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
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
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
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
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国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
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
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以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
“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其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
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
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
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
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蒋介石内心里虽然极力反俄反共，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也深为不满，但在
表面上，他却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
1925年4月9日，他在黄埔军校入伍生的一次讲话中中声称：
“俄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呢？因为俄国共产党重在纪律，又是组织严密，他
的党员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丝毫不能自由的。他们为甚么甘愿牺牲个人
的自由呢？因为他们明白主义，都有决心牺牲各个人的自由，来救全人类的自由，
所以他们成功就那么快。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
．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本分。”
不久，在广州商界召开的一次联欢会上，蒋介石又讲到了学习苏联、联合苏联
的问题，他说：
“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为要中国能够做到自由平等，
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俄国才不至于再受帝国主义的牵制和压迫，全世界的弱小民
族才可以解放起来。”“我们现在的党军完全是学习俄国的军队那样编制的。我到
俄国研究赤卫军那样能守纪律，不骚扰人民，完全是为人民做工夫的，和人民大众
很相亲相爱的--人民同他们好，那么团结，这样的军队有甚么打不胜的仗呀！所
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
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仿照这样
方法训练我们的党军。”
对于共产党，蒋介石表面也是非常称赞的。1925年9月13日，黄埔军校特别党部
举行第三届执行委员会选举大会，针对当时黄埔军校内国共两党学生矛盾比较尖锐
的情况，蒋介石说：
“现在我们学校里，常常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争，我以为这种现象，适足以使
我们总理在地下痛苦。……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违背了总
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这样就是信奉三民主义，能做总理的信徒，反不如不信三
民主义的好……。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
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能下这么大决
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
己去加入共产党！’……。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
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毒什么？……。
总理容纳共）“’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
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我一个人的意思，我们国民党，现在
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
分，如果国民党员有这种见解，那是无异于削弱自己革命的元气。”
蒋介石在内心里是既反苏，也反共的，在黄埔军校学生的面前，能讲出这么多
必须坚持国共合作的道理，实在是有难言的苦衷。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7月，广东国民政府改组，汪精卫被推举为国
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只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
卫所以能人选要职，不仅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遗嘱的起草和承递人，而
且是因为他在政治上表现左倾，被誉为左派形象出现，同时要击败国民党右派元老
胡汉民及军界前辈许崇智。
许崇智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也是他的结拜兄弟。蒋介石在许崇智门下受到重
用，才得以在军界崭露头角。许之所以重用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手中没有军权，
不怕蒋介石对自己构成威胁。但是随着蒋介石利用军校而提高了在军中的威望，许
崇智、蒋介石二人的矛盾才逐渐突出。
当时许崇智以粤军总司令兼国民政府军事部长和财政监督，一手控制军权、财
权。许崇智纵容部下包烟截税，把持财政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黄埔军校的经费常
被无理扣压。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以军事委员身份，提出统一军事，统一财政
的建议，其矛头就是针对许崇智的，目的是把军权从许崇智手中收归军委会。蒋介
石的建议得到汪精卫的支持，并在军委会上通过。但是蒋介石要想扳倒国民党实力
派人物许崇智，取而代之，却并非易事。
真是天助蒋介石。1925年8月，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中央
成立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全权应付，追查此案。经查明，
此案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指使人做的。胡汉民、许崇智均涉足此案。胡汉民被
迫辞职离粤。许崇智被蒋介石软禁，后被迫离粤去沪。
9月，蒋介石第二次率军东征，直捣陈炯明的老巢惠州，使广东全境得到了统一
和巩固。
这一系列的事件使蒋介石声誉倍增。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广州召开。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身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成为仅次于汪精
卫的国民党领袖人物。
蒋介石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什么口号比“革命”更高的了。为了谋取更
高的权力，蒋介石此时伪装得比谁都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但他内心里则是彻
头彻尾的反苏反共，反对革命的。因此即使在他最最革命之际，也不曾放松打击革
命势力。
早在第二次东征之时，蒋介石即召集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要求把所有在黄
埔军校以及在军队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事后，又个别找周恩来谈话，提出：
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
这种无理要求当即遭到了周恩来的严词拒绝。
但蒋介石并没有放弃这种想法，他在等待着机会。
3．“只有科学办实业，才能救中国”
陈立夫说：“只有科学办实业，才能救中国。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投身到实业
中去，做一名矿冶工程师，以自己所学报效国家。”蒋介石急电：“现在是需要你
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
陈立夫起初所走的路并不同于陈果夫。当陈果夫在上海搞投机生意时，陈立夫
却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埋头于书本之中。
这时的陈立夫，已沉迷于科学救国的美梦。他以为要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
的侵略，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只有科学，只有多读书，多掌握知识，才能对国家有
所贡献。
1923年，陈立夫以优异的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6年的大学生活，对陈立夫的性
格改变很大，使他逐渐成熟起来。从前那个满脸稚气、活泼、好动的顽童不见了，
陈立夫变得严肃。沉默寡言，城府很深，派头很大。
从北洋大学毕业之后，陈立夫还续继幻想着科学救国，遂又奋力拼搏，考入美
国匹兹堡大学学习矿冶工程。
1923年秋天，上海码头。
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久久仁立着，并没有说太多的话。离别在即，两人都有
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说什么好。
陈立夫觉得自己已经24岁了，书虽然读了不少，但却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这次
出国留学，自己无能为力，只能仰仗年长9岁的哥哥陈果夫四处奔波，方才解决了留
学费用。真不知该怎么谢谢哥哥才好。惟有在国外努力学习才能不负哥哥一片苦心。
陈果夫也是心情颇为不平静。自己在少年、青年也曾有过上大学，出国留洋的
美梦．有几次都几乎成了现实，但毕竟自己没有真正实现过。这次能帮助弟弟出国
留学，多少也弥补自己的一桩撼事。
“呜--”的一声．轮船的汽笛响了，在催促旅客赶快上船。
陈果夫简单地嘱咐了陈立夫几句，挥手向陈立夫道：“船要开了，你上去吧。”
陈立夫满怀深悄地看了哥哥几眼，说了句“哥哥多多保重！”就转身上了船。
望着陈立夫单薄的背影，陈果夫忽然有点动感情了。两人虽是亲兄弟，但陈果
夫比陈立夫整整大了9岁，陈立夫对这个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哥哥本来就有点敬畏。更
何况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陈立夫尚在私塾之时，陈果夫即已离家求学。后来
陈立夫虽已到上海念中学，但陈果夫那时却正忙于商业上的事，陈立夫到天津上大
学，而陈果夫却仍留在上海，两人天南地北，也并没有太多的思念和牵挂。但今天
陈立夫要远离祖国，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去那遥远的国度学习的时候，陈果夫才忽
然感觉到毕竟是血浓于水，毕竟是同胞兄弟。
就这样，陈立夫远渡重洋，去了美国。
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并不是件难事。凭着他在国内所学的底子，陈立夫用不
到一年的时间轻松地取得了匹兹堡大学矿冶学硕士学位。学成之后，陈立夫开始并
不想立刻回国工作，他留恋于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因此尽管陈果夫一
连好几封信催促他回国，但陈立夫仍是逗留美国实习矿冶工作。
1924年，正当陈果夫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生，采办各种军用物资的时候，陈立
夫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读完硕士学位，他本想留在美国实习矿冶工作，可是，在蒋介
石的授意下，陈果夫再次去信催促陈立夫归国。这一次陈立夫没有推辞，立刻收拾
行装，启程返乡。
仍是上海码头。但这一次不再是上回那种依依惜别的别离情。船慢慢平稳地停
靠在码头，当舷梯刚刚放好之时，陈立夫迫不及待地冲了下来。当西装革履、风流
潇洒的陈立夫气派十足地出现在上海码头时，早已在码头等候多时的陈果夫也立刻
迎上前去，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离别两载的弟弟。两兄弟见面，真有说不出的亲
热。
在回陈果夫住宅的路上，陈果夫问陈立夫：“如今你既已归国，以后有什么打
算呢？”
陈立夫没等陈果夫问完，即抢着回答说：“只有科学办实业，才能救中国。我
这次回来，就是要投身到实业中去，做一名矿冶工程师，以自己所学报效国家。”
陈果夫听了，沉默不语。他以为，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干技术工作是不能有
所成就的。动乱的年代，决定了科学不能救国，实业不能救国。只有从政才能救国。
他应当劝劝弟弟。但当他转头看到陈立夫那期待赞许的目光时，陈果夫不忍扫了他
的兴，觉得劝陈立夫从政要慢慢来，不能急。于是连忙改口说：“你在国外是学矿
冶的，搞搞实业也可以。”
很快，陈立夫便被中兴煤矿聘为工程师。陈立夫十分高兴，立即走马上任，专
心致志地投入到煤矿公司的技术工作中，一心想在煤矿工程中干出一番事业来。
但是，陈立夫很快就感到失望，公司的研究条件与匹兹堡大学简直有天壤之别，
在这里只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陈果夫对弟弟所从事的实业工作也不感兴趣。他
坚信，实业救不了中国，他希望弟弟投身政治。
正好蒋介石说南方政府急需各方面人才，要陈果夫在上海帮助物色。于是陈果
夫写信告诉蒋介石弟弟已学成回国，希望蒋介石能劝说弟弟去南方工作。蒋介石接
信后非常高兴，他现在正急需忠于自己的人才，以扩张个人势力。陈立夫是自己盟
兄之侄，以前就已很熟悉。于是蒋介石直接给陈立夫去电，希望他速来广州供职。
陈立夫接电后，实在是左右为难，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对自己颇为关心。自己当年
也曾称他为“蒋三伯们”，当然不能一口回绝。另一方面，陈立夫对于自己所学的
矿冶上程技术还是割舍不下。考虑再二，陈立夫发了一份措辞婉转的电报，谢绝了
蒋介石。
但蒋介石并不死心，再次急电：
“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
蒋介石的再次电召，使陈立夫不敢轻易回绝了。对于蒋介石对自己如此信任，
很是感动，再加上在中兴煤矿工作也不能尽人意，而哥哥陈果夫也不断地来信劝其
从政。陈立夫动摇了。
这年年底，陈立夫拿着陈果夫写给蒋介石的信，离开上海去广州投靠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已身居要职。他是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同时
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市卫戍司令、长
洲要塞司令等职大权在握，蒋介石日益加紧了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篡夺。他悉心培
植自己的私人势力，把一切忠于他的奴才走卒都网罗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以他为中
心的右派力量。陈立夫的到来，令蒋介石是喜出望外，他手下需要陈立夫这样出过
洋的青年
在随便问了陈立夫一些国外留学的情况后，蒋介石问起了他到广州来有何打算。
陈立夫回答蒋介石说：
“我没有学过军事，不能投身行伍，只是希望做点文职工作。”
蒋介石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即安排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跟
随蒋介石的身边，参与机密事宜。
就这样，陈立夫也投靠了蒋介石，开采所谓“革命之矿”上了。
蒋介石在国民党人中的地位并不很高。孙中山先生对他虽是颇为器重。但也仅
局限于军事而已，而在党、政方面，蒋介石却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对于这种局面，
蒋介石是绝不能忍受的，他要改变这种局面。
1925年2月，蒋介石率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校军”，东征陈炯明，取得了胜利。
但他因与汪精卫、苏联顾问及中共矛盾不断激化而处于进退维谷之中。为了战胜对
手，以窃取国民革命的最高权力，他决定重演以退为进的伎俩，想以辞职、出国相
威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蒋介石同共产党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此下去，蒋介石所惨淡经营的黄埔军事力
量，岂不是要真正成为工农的革命军事力量？这是蒋介石万万不能容忍的。他迫切
感到应立即将共产党的力量从黄埔军校和部队中排挤出去。
蒋介石同苏联顾问发生了矛盾。苏联顾问认为要发动北伐，必须先发动群众，
而蒋介石害怕的就是这一点。
蒋介石与汪精卫矛盾也日益激化。本来汪蒋二人是相互利用，但二人在达到各
自的目的之后，便开始互相排斥。
蒋介石这时期和其它各军矛盾也尖锐起来。当时国民政府共有8个军，除去蒋介
石的第一军和广西李宗仁新编的第七军，其余6个军长，没有一个军长买蒋介石的帐。
如何争取或打击各军军长，确立自己在军界的领袖地位，使各军就范，也就成厂蒋
介石的一块心病。
面对这种种矛盾，蒋介石感到进退维谷，惶惶不可终日。他殚精竭虑地思考着
摆脱困境的办法。经过一番思考，蒋介石重施以退为进的惯用伎俩，欲以辞职、出
洋相威胁。
1926年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介石表示
拒绝。随后又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两职，要求赴俄疗
养，以此来要挟汪精卫。
然而汪精卫也是个精于此道的老政客，他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用心。只是例行公
事式地劝蒋介石“不宜辞职”，并不’坚决挽留。这使蒋介石陷入颇为尴尬的境地。
经过再三考虑，蒋介石决定暂时离开广州。
蒋介石即命秘书陈立夫购买船票，准备乘日轮“庐山丸”离开广州，经汕头奔
赴上海。
对于蒋介石的处境，陈立夫是早有所闻。对于蒋介石急于摆脱困境的焦急心清，
陈立夫也深深理解。作为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他也竭力想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但他
初到广州，对于当前形势认识不是很清，再加上当上秘书没有多久，不敢多说，又
没有什么好主意，因此开始时，陈立夫也只能说些宽心的活来宽慰蒋介石。
然而当蒋介石要离开广州去上海避风头时，陈立人忍不住了。
4．怂蒋动杀机
3月的一天，几辆黑色小轿车自广州百子路蒋介石的东山寓所驶出，风驰电掣地
开往码头，中间的一辆车上坐着蒋介石和秘书陈立夫。
蒋介石正襟危坐在车的后座上，两眼闭着也不知人想些什么。陈立夫几次想开
口劝说蒋介石，但当他看到蒋介石那沉思的模样时，便又闭口不言了。
轿车在土路上奔驰了好一阵子。陈立夫抬手看了看表，估计差不多要到码头了。
陈立夫心想再不劝阻，就没有时间了。便试探地问蒋介石道：
“不去上海，没有别的办法吗？”
蒋介石的沉思被打断了，抬头睁开眼看了看陈立夫，反问道：
“哦，你有什么想法呢？”
陈立夫见蒋介石并未责怪他，便一口气说开了。
“校长，我以为离开广州去上海不妥。为什么要避开呢？国民政府的8个军中，
第一军有三个师，实力最强，掌握在校长手中。其他各军虽对校长有些怨言，但谅
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校长兼任广州卫戍司令，守卫广州的部队还掌握在手
中，为什么要放弃呢？
“汪（精卫）主席虽然也想整整校长，但他有点书生气，胆子不够大。汪主席
不是想用王懋功师长来推倒校长吗？可前些日子，校长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撤
掉其师长职务，并将他押送上海，汪主席不也是无话可说吗？还有，苏联顾问也不
可怕，那个季山嘉顾问不是不同意校长的北伐策略吗？可校长向汪精卫提出免去季
山嘉总顾问的职务，季山嘉不也是表示愿意辞职吗？
“共产党人虽然唱高调，颇能煽动民心。但他们那个总书记陈独秀却很好对付。
只要控制他，共产党就好应付了。”
“校长，你不要太心慈手软了。我们有兵为什么不干呢？为什么要成他人俎上
之鱼肉呢？”
陈立夫的一番话，句句都点在了蒋介石的心坎上。是啊，蒋介石又何尝想离开
广州呢？但是不离开广州，又该怎样动手呢？蒋介石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陈立夫见蒋介石并无什么话要说，心中很有点不安，看来蒋介石并没有听从自
己的劝阻。难道他真的下定了决心要离开广州吗？陈立夫也在思考着。
“嘎--”的一声，车停在了码头上。蒋介石的侍卫官从外面打开了车门，请
蒋介石下车。谁知蒋介石仍坐着不动，侍卫官还不知怎么回事，一路沉默的蒋介石
忽然开了腔，命令司机道：
“回去！”
陈立夫一听，心中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忙让司机调转车头，原路返回。
蒋介石要动手了。
蒋介石返回后，立即找到其心腹王柏龄进行策划，并多次纠集党徒召开秘密会
议，陈立夫作为机要秘书也参加了会议，通过了采取反共行动的决议。
为了替自己的反革命行动找借口，蒋介石指示手下四处造谣：
“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汪精卫、王懋功都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帐，说
蒋介石贪污。”
“有人要把蒋介石、陈立夫等劫往苏联，为他们二人前往苏联的护照都准备好
了。”
“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
诸如此类的谣言使得广州市民人心惶惶。
3月17日，陈立夫陪同蒋介石由黄埔乘汽艇到广州市东提八旗会馆--广州卫戍
司令部，再次放出谣言：“共产党有阴谋。”随即又将其寓所迁至有坚固工事的广
州造币厂。
准备完毕之后，蒋介石决定从“中山舰”动手。
原来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他在任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期间，曾查处过
蒋介石的盟兄弟、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活动，颇伤蒋介石的面子。更何况，
李之龙后又被提拔为海军局代理局长，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打击李之龙都有利于
蒋介石的野心。
3用旧日，蒋介石指使其亲信、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格传达他的命令：
“着即通知海军局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
李之龙接到命令后，遂用纸笺写了两张命令，分别交宝壁舰舰长、中山舰代理
舰长，命令即将舰只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19日上午，宝壁舰、中山舰先后抵达黄埔。当中山舰开到黄埔之时，蒋介石既
大耍无赖，矢口否认，声称“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山舰“无故移动”，是
“不法行动”，“显示共党阴谋暴动”。
这天晚上，蒋介石又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办法。陈立夫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
极力鼓动蒋介石不要错失良机，应立即采取行动，对共产党实行突然袭击。有人怕
舆论谴责，陈立夫立即驳斥，认为不必顾忌，在陈立夫的鼓动下，蒋介石再次痛下
决心，“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
20日凌晨，蒋介石派人抓走仍在睡梦之中的李之龙。随后又调动大批军队和警
察，断绝广州市内交通，实行戒严，扣留中山舰及其他海军舰只，包围苏联顾问的
办事处及住所，监视苏联顾问。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共产党员40多人。
同时蒋介石还密令何应钦将驻防潮汕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逮捕，并取消第一
军的党代表制度，汪精卫的住宅也被蒋介石派兵“保护”起来。
由于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思想，“中山舰事件”之后，蒋
介石很快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查办李之龙，季山嘉等苏联
顾问回国，共产党员撤出第一军的决议。汪精卫也声称病了，赴外地求医。
中山舰事件，陈立夫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此事，并在其中担任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如果不是陈立夫劝说蒋介石不要离广州，断不会有之后的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后来
指出：“张静江、陈立夫都于1926年1月2日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
共关系。这就是3月20日中山舰事变的原因，也是3月28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在这件事上陈立夫所表现出来的对蒋介石的忠心、对共产党极端仇视的心理和
顽固的反共态度以及在复杂事变中的机警沉着和诡计多端，都深深获得了蒋介石的
赞赏。为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
亲历其境者决非想象所能及其万一也。”北伐开始后，陈立夫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
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长。他工作认真负责，凡是蒋介石签发的文件，他总
是逐字逐句地从头到尾阅读一遍，然后交监印员盖上大印。他对下属科员管束甚严，
每到一地，他总要召集部下训话，要求机要科员精心保管好印章，文件等物品，以
免战乱中受损大。
陈立夫的工作作风和态度，令蒋介石刮目相看。不久，蒋介石让他主管整个秘
书处的工作，成为蒋介石的贴身心腹。这为陈立夫日后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5．鲍罗廷“不识果夫真面目”
蒋介石极力吹捧苏联顾问鲍罗廷：“孙中山是国父，鲍罗廷是亚父”。国民党
中央在广州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蒋介石提议迁都南昌。为说服武汉方面
同意迁都南昌，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有人问：“既然蒋总司令这样革命，为什么还
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鲍罗廷对陈果夫没有看透，一度想将他拉入革
命队伍，还想争取陈果夫反蒋。
蒋介石对苏联顾问公开表示不满始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1926年3
月20日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被捕时，蒋介石同时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和汪精卫的住宅，
并下令拘捕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取消第一军的党代表制度。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行
动，是因为他确信苏联顾问、汪精卫和共产党串通一气，要将他逐出广州。
蒋介石发动政变前共产党已发现了一些蒋介石的意图，1926年1月，周恩来和两
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一起找鲍罗廷商量，打算将全部共产党员撤出蒋介石的第一军，
联合其他非蒋系部队，与汪精卫联合成立国共合作的军队，以孤立和打击蒋介石。
蒋介石对此当然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先下手为强，发动“中山舰事件”，既整肃了
他的第一军，又将他的首要政敌汪精卫驱出广州。随后，为了获得苏联顾问和中国
共产党的谅解，不立即导致国共分裂，以“此事起于仓猝，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
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为由，“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蒋介石
对苏联顾问不满的首要原因是苏联顾问支持中国共产党。
在北伐的问题上，苏联顾问和蒋介石也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广东国民政府统一
两广后，蒋介石认为北伐时机已经成熟，应立即北伐。而苏联顾问认为应首先在北
伐所经省份发动群众，然后北伐军再出兵北伐，北伐才有必胜的把握。而在这时，
中国共产党也是反对立即北伐的，1927年6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论
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
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
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
反对北伐的言论如出一辙，这更加深了蒋介石的疑虑。
在北伐进军作战计划上，苏联顾问也和蒋介石发生了分歧。苏联顾问认为，北
伐军从广东、广西出发后，首先应攻取湖南、湖北；占领武汉后，向西北进军，与
冯玉祥部国民军会师后，以西北为基地，进攻东南沿海。为此目的，苏联首席军事
顾问加仑亲至冯玉祥部做联络指导工作。而蒋介石主张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沿江东
下，先占领江南半壁，然后北伐。现在看来，苏联顾问的主张确实是站在苏联的立
场上看问题的，苏联有用冯玉祥率制蒋介石的意图。而蒋介石主张先占江南，再行
北伐也是想巩固并扩大自己的势力。
正当苏联顾问和蒋介石的矛盾已经初露端倪时，1926年2月，鲍罗廷“回国述职”，
不久，加仑前往冯玉样部，在广州的季山嘉接任了苏联顾问团首席顾问的职位。
季山嘉既没有鲍罗廷那样灵活的政治手腕，也没有加仑那样高明的军事才能，
因此他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谈话，就因故弄玄虚和无端讽刺蒋介石，而把事情搞僵。
季山嘉向蒋介石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建议蒋介石由海路运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
的国民军；二是劝蒋介石到北方去帮助冯玉祥训练国民军士兵。季山嘉建议立即触
怒了蒋介石，蒋介石斥之为“儿戏欺人之谈”和“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
季山嘉很快就把和蒋介石的关系搞得水火不相容，以致最后迫使蒋介石找上汪
精卫“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令季山嘉回俄”季山嘉只得表示愿意辞职。季山嘉
的愚蠢直接导致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派兵包围苏顾问住所，使他和苏联顾问
的矛盾公开化。
当“中山舰事件”发生时，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布勒诺夫率领的“苏俄观察团”正在广州检查苏联顾问团的工作。布勒诺夫也认为
季山嘉是个混蛋，苏联顾问团举止失当，他因此指示顾问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
轨，不应承担直接领导军队的责任，不得有过火行为，而应该“通过对国民党左派
的工作，直接增强国民党本身”。可以说，布勒诺夫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上做了
重大让步。
3月22日，布勒诺夫派人问蒋介石他发动“中山舰事件”是针对个别人还是针对
苏联，蒋介石声称“对人不对俄”，并表示愿意同苏联继续合作，希望鲍罗廷速回
广州。3月24日，布勒诺夫率观察团回国，被蒋介石驱逐的季山嘉也跟随同行。这样，
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团的紧张关系便由于布勒诺夫的退让和季山嘉的被逐而暂告缓和。
在对待中共问题上，苏联顾问和蒋介石的矛盾，无论如何是难以弥合的。在鲍
罗廷1926年4月29日回到广州后不久，在“整理党务”问题L鲍罗廷便和蒋介石发生
了冲突。由于1926年3月15日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闭幕，该会把国民党接纳为同情
党，把蒋介石列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名誉委员和布勒诺夫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
鲍罗廷对蒋介石“整理党务”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企图暂取妥协态度，逐渐使国民
党向“工农政党转变”。
蒋介石也做了妥协，他向鲍罗廷保证继续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声称：“俄国力量，直接间接帮助我们，故要革命成功，须联苏俄共同
打倒帝国主义。”对于共产国际，他说：‘’应该和第三国际联络，而且还承认它
是在指导的地位。”
对于鲍罗廷本人，蒋介石也极力加以吹捧。他说，“孙中山是国父，”“鲍罗
廷是亚父。”中国的政治、军事都要听鲍罗廷的指挥。
1926年7月，加仑返回广州，重任军事总顾问，他建议立即开始北伐，先进攻湖
南、湖北，再进攻江西，占领江南，然后再视形势发展，向北进攻。他的这一作战
计划符合蒋介石的意图，加上大敌当前，所以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和苏联
顾问未再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冲突的根源并没有去掉，暂时的平静是在酝酿更
大的冲突。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占领武昌，吴佩孚被打垮。11月8日，占领南昌，孙传
芳部主力被消灭。大敌一去，国共统一战线内的矛盾立即显露出来。苏联顾问和蒋
介石的矛盾首先表现在迁都问题上。
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随后，在
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迁。12月2日，首批北迁的陈友仁、
吴玉章、徐谦。宋庆龄、王法勤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抵南昌。12月7日在庐山举行
中央会议，在会上，蒋介石提议迁都南昌。他的建议未被接受，其他人继续前往武
汉，并于12月13日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
议”。主要组成人员有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孙科、宋子文、邓演达、吴玉章、
唐生智、于树德、詹大悲、王法勤、张发奎、柏文蔚、蒋作宾等。
武汉政府政治上的灵魂人物是鲍罗廷，主要组成人员像邓演达、陈友仁、徐谦
等都属国民党左派，掌握军权的唐生智。张发奎也非蒋介石所能控制，尤其张发奎
部，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共产党员最多，张发奎在政治上当时支持汪精卫。蒋介石
的支持者当时主要在江西，要他离开江西，前往新都武汉，这意味着脱离自己的势
力所在，受别人的控制。所以从1926年12月初开始，他便以种种名义，要求迁都南
昌。1926年12月底，从广州出发的第二批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到达南昌，蒋
介石将这批人留在了南昌，并召开了一个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三次临时会议，决
定“中央党部与国府暂驻南昌”。第二批到达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在
国民党大员中资格大多比较老，职位也比较高，如张静江是中央政治会议浙江政治
分会主席、谭延铠是国民政府代主席。
迁都之争马上引起了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蒋介石间的争吵。1927年
1月1日，武汉方面宣布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已迁都武昌，并于3日举行迁都和北伐
胜利庆祝大会。同一天，蒋介石致电武昌，声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
以及北伐政治军事需要，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方面复电表示反对。
为说服武汉方面同意迁都南昌，1927年1月9日，蒋介石亲赴武汉说服。因为蒋
介石是攻占武汉后第一次来武昌，武汉各界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盛大的欢迎会，
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当蒋介石演说正在兴头上的时候，有人当场站起责问蒋
介石：
“既然蒋总司令这样革命，为什么还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
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
这样让蒋介石下不来台，蒋介石当然得理解为有人指使。何况苏联顾问鲍罗廷
接着讲话，声称革命要依靠人民，发扬民主，反对个人独裁，要求提高党权，简直
是不给蒋介石面子了。
蒋介石刚到武汉时，鲍罗廷当面对他说：
“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
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打倒他的。”
蒋介石回到南昌以后，虽然表面上承认武汉为迁都之地，拥护迁都武汉，但他
和鲍罗廷的矛盾却急剧恶化。他又拿出对付季山嘉的手段，在回到南昌以后，于1月
19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打电报，声称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
的总顾问职务。为了进一步为最后和苏联摊牌做准备，蒋介石开始攻击苏联，他在
南昌总部第13次总理纪念周上说：
“无论哪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
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着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的帝国主义一
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反对他们。”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粤尖锐对立。在和武汉的对骂中，蒋介
石把鲍罗廷看为罪魁祸首。他说：
“现在汉口有一班叛党的党员，勾结共产党，情愿受鲍罗廷的支配，假冒我们
国民党的招牌，来骗一般的民众，来破坏国民革命，想把我们国民党的党权政权统
统落在他们的手里。”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由胡汉民出任主席。第二天，胡汉民下
令通缉共产党和跨党分子，共197人，第一人赫然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第二是中共总
书记陈独秀。
鲍罗廷对蒋介石的反共反苏的真面目认识是比较早的，所以对他采取了孤立和
斗争的政策。陈果夫由于经常不动声色，鲍罗廷对他的认识就比较少了，以至于一
度还想将他拉人革命队伍，据陈果夫回忆说，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市
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闭幕后，“鲍罗廷第二天下午就约我到他那里去谈话。他问
我是否英士先生之侄，他说俄国人对英土先生很尊敬，他个人尤其敬佩。接着要我
说一点有关英士先生的革命历史。我很明白他想笼络我，才说了这些假话，但我不
去管他，把英士先生的事略说了一遍，特别指出英士先生怎样的扶助弱小民族，怎
样的爱护同志，怎样的化敌为友。因为鲍罗廷曾在政治会议上讽刺我国真正革命党
人太少，藉此拿英士先生的伟大人格和事业作一答复。又说了些英士先生幼年的故
事，他的牺牲和服务精神，自幼就能充分表现出来。也见得中国人美德之一斑。最
后，鲍罗廷问我英士先生的事略有无出版品，我说有的，他问是谁所作，我说是邵
元冲。他说邵元冲的东西可靠吗？我说可靠，书中材料大半是由我供给的。谈话之
间，他的神气渐不自然。我自己也觉得有语病。第二天开会，我带了一本邵元冲编
的《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送给鲍罗廷，鲍罗廷没有看，临走也没有带回去。隔了
几天，共党开始攻击我，加我以‘新右派’的名义。而组织部也被认为是共党的敌
体。再过几天，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已贴出去打倒陈果夫的标语。”
鲍罗廷要争取陈果夫，显然是不知道陈果夫的历史渊源。以陈果夫和蒋介石的
关系，想争取陈果夫反蒋，是不大可能的。在上述陈果夫的回亿中，他对鲍罗廷说
的“俄国人对英士先生很尊敬，他个人尤其敬佩”表示不信，认为鲍罗廷是在撒谎。
6．尴尬人遭遇武汉
在迁都南昌还是迁都武汉问题上，陈果夫是坚决站在蒋介石一边的。陈果夫受
到武汉方面的激烈攻击，被迫于1927年2月10日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务，改任
中央政治设计局筹备员。3月10日下午，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开幕，陈果
夫自称身体有病，拒绝参加。
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宣布
“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准备北伐。
7月9日，民国革命军在广州市东校场举行了盛大的北伐誓师大会。
北伐正式开始了。
在共产党、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人民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用不
到半年的时间陆续攻占了长沙、武汉、南昌、南京，革命势力席卷大半个中国。
北伐开始后，陈果夫留在广州继续从事党务工作。他对下属科员要求严格、管
束严厉，监印员姜辅成因受不了军事约束，便以女儿要出嫁为由，向陈立夫提出辞
职，陈立夫不予同意，并慷慨陈词，要姜辅成献身革命大事，合其家庭小事，还许
愿说：“我们不久就可以打下南京，到时你请假回去，不耽误你女儿的喜期”。以
后，姜辅成再不敢提辞职的事了。
陈立夫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令蒋介石刮目相看。不久，蒋介石就让他代替前任
秘书长邵力子，主管整个秘书处的工作，整日不离蒋介石的左右。
北伐的胜利使得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如日中天。但军事方面的胜利
却掩盖不了蒋介石在党内事务上的失利。
192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暨各省和海外党部联席会在广州召开。
在这次大会之前，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右派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加紧了
活动。在苏联代表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出席会议的各省代表中，共产党
员占了多数。海外方面，共产党利用掌握海外部的优势，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也取
得了积极的成果。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捞到预料的名额。这使得
陈果夫对此非常不满。以致以后他还愤愤不平地指责：
“有些地方本来推定在国内的同志为代表，海外部故意把电报译错了几个字，
或把电报搁置不发表，使之无法出席。例如，加拿大推曾养南为代表，海外部的共
党分子就故意译错了字，幸而审查资格时给我们发觉了。”
在这次大会上，有人提议迎接汪精卫复职和修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法，
以防止总司令权力过大。
蒋介石远在广州之外主持北伐，无暇关照广州。遂一面发电给大会，摆出谦顺
的姿态，说他远在前方，不能出席大会“躬领教诲”，但此次大会：“为本党根本
大计之所在，尚祈请诸同志戮力共济，肩兹重任”，另一方面，他又催促张静江。
陈果夫加紧在会上活动。
10月18日，大会严厉批评国民党的右派人物张静江，张静江既是蒋介石的盟兄
弟，又在辛亥革命之后与陈果夫有来往，在陈果夫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以后，张
静江也一直是陈果夫的后台老板。张静江被指责，陈果夫非常不满。张静江由于腿
部患有重疾，行走不便，不能上台自辩，于是陈果夫便替他上台说明。
原来中山大学有一姓沈的学生组织了一个专门反共的组织，叫做“司的派”。
但不久，沈某的这一组织便被发现了，案件由张静江负责处理。张静江本也反共，
自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包庇沈某过了关。而沈某过了关之后，反共活动更为猖
狂。因而在广州的共产党人便指责张静江处理沈某“司的派”反对共产党一案过于
宽大，严为失当。而张静江则认为沈某以国民党同志地位去反对共产党，案件并不
严重。在这一次大会上，共产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张静江给予明确答复，陈
果夫于是上台替张静江代为说明。但陈果夫说完之后，共产党方面仍不满意。在共
产党的一再责问下，陈果夫临时想到共产党引以为证据的种种事情，都是在张静江
主持的监委会处分沈某以后才发生的，就用轻松的口气答复说：“监察委员不是神
仙，所以对于沈某以警告处分时，又谁能预料未来之事必将发生呢？”暗示沈某的
主要行动是发生在张静江处理沈某之后，不能将处理后发生的事和处理前发生的事
混为一谈。陈果夫的答复使共产党人意识到自己在逻辑上犯的错误，对张静江也不
再指责，最后由大会决议，开除沈某党籍，作为此案的结束。
这件事，也算陈果夫为国民党右派挽回了一个面子。然而毕竟是大败中的小胜，
蒋介石自然不满意。经过深思熟虑，蒋介石决定利用军事上的胜利来挽回党务上的
颓势。
当北伐军攻克武昌、南昌，占领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以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
中央从中国南端迁到内地中心地区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要。1926年11月19日，蒋介
石致电代理国民党中执委主席的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铠：
“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
固。”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一些党政要员纷纷北上。陈果夫此时肺病又发，咯血不止，便请假去上海治病。
但到了12月，蒋介石却忽然改变了迁都武汉的主张，提议迁都南昌，理由是为“政
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蒋介石强调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
司令部在一起。实际上是蒋介石感到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如果国民政府迁
都武汉，政权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掌握，他要搞反革命阴谋就比较困难了。
11日，谭延阎率领国民党中央党部北上自广州向韶关出发。12月31日，蒋介石
把张静江、谭延rN接到了南昌，同时他又扣留了途经南昌准备去武汉的几位国民党
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而在这之前，陈果夫也抱病赶到了南昌。
这年除夕，蒋介石设宴款待张静江、谭延阎及各委员。宴会上，蒋介石得意忘
形地说道：“今天各位从广东来到南昌，我们心里的快活，几乎是不能形容的。”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
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这样蒋介石通过北伐掌握了国民革命军的大多数，又假借中央的名义在南昌成
立了政府，造成他在南昌发号施令压制武汉中央政府的局面，实行他以军治政，以
军治党的军事独裁政治。
在迁都南昌还是迁都武汉的问题上，陈果夫是坚决站在蒋介石的这一方的。但
陈果夫虽然站在蒋介石这一方，主张却和蒋介石有所不同，他认为南昌地理位置虽
然较为中心，但经济并不发达，政治上也难以号召国人，将来要发动政变应选在经
济发达的上海，为将来在上海发动政变做准备。
陈果夫在南昌的日子，主要就忙于这件事。他密电上海，要陈布雷、潘公展、
虞治卿一起秘密到南昌会见蒋介石，会商北伐军占领上海后的有关党政和涉外事宜
的部署，计议策划反共清党。随后潘公展、陈布雷又被陈果夫派往上海，为反共制
造舆论。这一切陈果夫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很少有局外人知道这些事。
尽管陈果夫度过了和共产党斗争的难关，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激烈，把他
也逐渐卷了进去。1927年8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逼迫
蒋介石下台，蒋介石被迫下野。而在此之前，陈果夫受到武汉方面激烈攻击，被迫
于1927年2月10日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改任有名无实的中央政治设计局筹备员、
政治会议上海分会委员。组织部长由汪精卫派的干将之一陈公博担任。
当陈果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时，正值宁汉争斗激烈的时刻。武汉方面，
一再要求蒋介石和北伐已经到南昌的国民党各大员前往武汉，将武汉定为新都。而
在南昌的蒋介石认为，武汉是唐生智的势力范围，自己亲往武汉，不啻自投罗网，
甘受唐生智的控制。而定都武汉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6年底做出的决议，
蒋介石不便公开反对。于是，他想出种种理由，加以拖延搪塞。这时正值春节，蒋
介石便以过年为名，和到达南昌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谭延阎、戴季陶等人上庐山
过年，以避风头。
武汉方面，除了派邓演达和一班国民党元老前往南昌促驾外，采取了一切可能
的政治措施，迫使蒋介石就范。
首先，宣称蒋介石不懂政治，要求在中山舰事件后被迫出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持
政局，而蒋介石则专门主持军事，希望利用汪精卫的政治声望压倒蒋介石。
其次，拉拢和蒋介石保有一定距离的人，打击蒋介石的支持者。谭延阎素有
“文甘草”之称，在政治上一般谁都不得罪。此时，胡汉民、汪精卫分别因“廖仲
恺案”和“中山舰事件”被迫流亡国外，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正由谭延阎代理。张静
江虽然腿有残疾，却一直凯觎虽无实权，但声名显赫的国府主席一职。谭张两人是
老相识，张静江对国府主席一职虽然垂涎三尺，也不好出面反对谭延阎继续代理，
硬夺过来。谭延阎知道张静江的企图，但看到张静江没采取赶他下台的行动，乐得
假装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谭延间心里是明白的，蒋介石同张静江的关系非
同一般，如果在张静江和谭延阎之间选择一个人让蒋介石支持，那肯定是张静江。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谭延间的情况也就不妙了，他不仅不能把他的国民政府代主席
的“代”字去掉，恐怕要满盘皆输，连“代”和“主席”三个字一起丢，这是谭延
阁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而要保证自己的代主席地位，也就要找到和支持张静江的
蒋介石一样有实力支持者。这时，武汉方面向他伸出了友好之手，这使谭延阎兴奋
不已。
一次，武汉方面借苏联顾问鲍罗廷之口，对谭延阎说：“汪（精卫）不会回来，
国府主席一职，大家的意思，将来还得请你代下去。”
谭延阎对此非常高兴，所以当武汉方面邀请他前往武汉时，他欣然前往。武汉
方面之所以欢迎谭延阎前往，一者是因为他的声望，他在辛亥革命时就做过湖南都
督；二者是谭延图为人处事随和，只要高官得做，并不管是什么主义；再者他手下
除了一个鲁涤平而外，也不像汪精卫、胡汉民那样有一大批追随者，一旦自己掌了
权，就得安插他们。谭延阎基本上是只要自己保住高官就行。
武汉方面和谭延铠的接近，使谭延阎对共产党也有了好感，以致当他听到蒋介
石挖空心思辱骂共产党时，颇不以为然，竞破天荒地替共产党辩解。他说：
“他们并没有什么作用，蒋先生看得太严重了。”
谭延阎要去武汉。他不仅自己去，又找到陈果夫劝他也一起去武汉。陈果夫碍
于面子，不便拒绝，况且陈果夫对武汉方面的情况也颇为关注，很想去走一走，看
一看。但他知道蒋介石疑心颇重，在这个时候去武汉，他怕蒋介石对他不放心。因
此在含糊打发走谭延问之后，即向蒋介石请示，向蒋介石说明要与武汉方面作对，
一定要摸清对方的虚实，掌握对方的情况，而在南昌隔岸观火，是弄不清楚的，应
该到武汉去看一看。蒋介石对陈果夫的看法表示同意，并派他随谭延铠等一起赴武
汉。
临行前一天，蒋介石特地宴请谭延阎、陈果夫一行。这些人本是蒋介石好不容
易“请”来南昌的，如今却又要为他们送行，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宴席中，蒋介石想起自己想要干的事屡屡为共产党、苏联顾问所阻，很是气愤。
他气狠狠地说：
“鲍罗廷简直是我们的统监，而非顾问了。我们为中国独立而革命，今天遭到
这种局面，怎能使人不痛心？”
本来按照原来的计划，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定于3月1日在武汉召开。而蒋介石
此时气愤已极，遂无理要求将会议延期到3月12日召开，以试探武汉方面对他的态度。
他再三和陈果夫强调：“他们（指武汉方面）能等我，等到3月12日开全会，就相信
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则虚伪可知。”陈果夫明明知道蒋介石是无理取闹。
却满口答应一定把蒋介石的话转告武汉方面，并压迫他们延期。
与陈果夫、谭延阎一起同行的还有李烈钧、柏文蔚、丁惟汾等人。他们从南昌
出发先到九江，然后乘轮船逆江而上，3月6日抵达武汉。
陈果夫原以为到武汉后会受到武汉方面的热烈欢迎。但让他生气的是，欢迎人
员只欢迎谭延阎，对其他人则完全不理。谭延铠到后，国民党中央立刻举行了预备
会议，讨论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有关事宜。
在预备会议上，陈果夫将蒋介石不能如期来武汉参加会议的意思转告大会，力
主三中全会延期，等蒋介石到武汉后再开会。他威胁说：“如蒋总司令不参加二届
三中全会，那会议的重要性无疑会大大减弱。”陈果夫的话还没说完，立刻引起了
激烈的争论。李烈钧、谭延阎等附合陈果夫的意见，而吴玉章、恽代英、彭泽民等
则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日期，是中央早就定的，不能因
个别人不参加会议便更改日期，如再延期，是十分错误的。他们义正严词地质问陈
果夫：“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之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
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陈果夫无言以对。李烈钧、谭延阎虽然还想坚持己见，
但看到多数人反对，也只好作罢。会议经过表议，一致通过决议，二届三中全会如
期在武汉举行，并希望蒋介石能按时参加。
预备会议的决定对谭延阎、陈果夫这一行人无疑是个打击。李烈钧、柏文蔚两
人退席。陈果夫和丁惟汾从此时起，也分开住了。过了一天，丁惟汾住进了日本租
界的医院，陈果夫也秘密住旅馆。
3月10日下午，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开幕。陈果夫谎称身体有病，拒绝
参加。3月12日，是总理纪念日，陈果夫不好拒会，迫不得已，只好没精打采地参加
会议，在会场上，他是徐庶进曹营--一声不发。会后又请了病假，拒不参加其它
会议，只是观望形势而已。
但到了3月15日，有“病”在身的陈果夫却一反常态，精神抖擞地参加了会议。
原来在陈果夫尚未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时，曾召开江西省国民党代表
大会，运用党团的方法，办理选举，又用二次全会通过的决议“共党分子最多不得
全体执行委员三分之一”的规定，亲自圈定了党部名单，后又依此办理，固定了广
东、广州两党部的人选。而这次大会经过讨论，决定取消江西、广东、广州三处党
部的选举，已经圈定的名单也被推翻了。事已至此，陈果夫也顾不得“病”了。
在会上，陈果夫极力申辩，圈定的办法不应推翻。他说：“圈定的办法是经过
常会决定的，全会不应该否决。”陈果夫巧舌如安，确实迷惑了不少人。但也有人
对陈果夫圈定代表的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如彭泽民就批评陈果夫圈定名单是独裁。
大会主席顾孟徐也坚持认为，常会决议案，全会有否决权。顾孟徐当初在常会上也
是同意圈定办法的。今天忽然变为激烈的反对者，令陈果夫气急败坏，只好忿忿地
离开了会场。
过了一天，有人告诉陈果夫说，彭泽民在大会报告组织部破坏海外党务的进行。
陈果夫听了更是生气，急忙给谭延铠写信，指控彭泽民的种种贪污行为，说海外各
党部向组织部控告的案件很多，而组织部均不受理等等。第二天，谭延阁在大会上
宣读了陈果夫的来信。彭泽民想申辩，大家不许他辩，就此把他打了下来。
虽然出一口闷气，但陈果夫在武汉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二届三中全会闭幕
后，武汉方面正式公开批评蒋介石和陈果夫。武汉街头出现了“打倒蒋介石，驱逐
陈果夫”的标语。3月18日，武汉市民大游行，喊出了“驱逐陈果夫”的口号。此时
的陈果夫犹如过街的老鼠，陷入了人人喊打的境地。“三一八”游行之时，陈果夫
也挤在游行的人群中，可是没有人认识他。但如此的阵势也使他有些惧怕。从此以
后他的行动便格外秘密了，几乎每天要换一个旅馆，避免人家注意。
陈果夫的处境，蒋介石知道后，不久即派人到汉口，命他赶快离开武汉，并嘱
咐他临行之前，与谭延阁接洽一次。
3月23日一时，在谭延间的公馆，陈果夫与谭延间见了面。谭延阎到了武汉之后，
在没有得到他想象中的那种荣光之后，便对武汉方面深感失望。他又想取得蒋介石
的谅解了。他假惺惺地挤了几滴眼泪，故作沉痛地向陈果夫说：“我的见解不及蒋
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形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道严重性远出我想象之外。现在
我已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定回南京追随蒋先生，
并且今后一切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会面。”会谈不
到一小时，陈果夫即向谭延阎告别。2时，陈果夫秘密登上了轮船，在茫茫的夜色中，
离开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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